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再度兴起来吗？”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孟子说：“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啊，只知道管仲、晏子。曾经有人问曾西：‘您与子路哪个更有才能？”曾西不安地说：‘子路可是我先辈所敬畏的人啊，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那人又问：‘那么您与管仲哪个更有才能呢？’曾西马上不高兴起来，说：‘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来相比呢？管仲得到国君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主持国政的时间又是那样的长久，可成就的功业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你怎么竟拿我和他来相比呢？’”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孟子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比的人，你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名扬天下。难道管仲、晏子还不值得相比吗？“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孟子说：“以齐国的实力用王道来统一天下，简直是易如反掌。”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公孙丑说：“您这样一说，弟子我就更加疑惑不解了。以周文王那样的仁德，活了将近一百岁才死，都还没有做到统一天下。直到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统一天下。现在您把实行王政说得那么容易，难道连周文王都不值得学习了吗？”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孟子说：“我们怎么可以与文王相比呢？从商汤到武丁，贤明的君主有六七个，天下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久了就难以变动，武丁使诸侯们来朝，统治天下就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运转一样容易。纣王与武丁相隔没有多久，那些勋旧世家、传统习俗、良好作风、善政德教，当时还存留着，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一批贤臣共同辅佐，所以能统治很久以后才失去政权。那时候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属于纣王统治，在那种情况下，文王只能凭借方圆百里的国土起事，所以是是非常困难的。齐国人有句话说：‘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现在的时势就很利于用王道统一天下：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国土都没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现在的齐国却超过了；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直到四方边境，处处可闻，而齐国就有那么多的民众。国土不需要新开辟，老百姓不需要再增加，如果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况且，称王天下的贤君不出现，时间没有比现在更久的了；民众被暴政的摧残迫害，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饥饿的人不择食物，口渴的人不择饮料。孔子说：‘德政的推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老百姓的高兴，就像被吊着的人得到解救一样。所以，做古人一半的事，就可以成就古人双倍的功绩。这也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做到。”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公孙丑问：“老师您要是担任齐国的卿相，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成就霸业和王业，也不足为怪。如果这样，您会动心吗？”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公孙丑说：“若是这样，先生比孟贲要强多了。”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孟子说：“做到这个并不难，告子不动心比我还要早。”

　　曰：“不动心有道乎？”
　　公孙丑问：“做到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破而不退缩，眼睛被刺不转睛，若是有一根毫毛被别人伤害，也觉得犹如在广庭大众下遭到鞭打一样。他既不愿受普通平民的侮辱，也不愿受大国君主的侮辱；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如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他不尊敬诸侯，受到辱骂必然要骂回去。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他说：‘我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和对待能够战胜的敌人一样，如果估量敌方的强弱而后前进，思虑胜败后才交锋，就是害怕敌方的三军。我怎么能因为必胜才战斗？我只是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我也不知道谁更好些，但孟施舍的方法较为简约。从前曾子告诉子襄说‘你崇尚勇敢吗？我曾经听我的老师孔子谈论过关于大勇的论述：反躬自问而觉理亏，哪怕对方是平民，也不能去恐吓；反躬自问而觉理直，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毫不退缩，勇往直前。’孟施舍保持无所畏惧的勇气，这又不如曾子所守的原则来得简约。”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孟子说：“告子说：‘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是可以的；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不可以了。人的意志，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人的意气，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意志确立了方向，意气就会跟随。所以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公孙丑又问：“您既然说：‘志到哪里，气也随之到哪里。’又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这是为什么呢？”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孟子说：“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现在看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意气用事影响了他们的心志。”

　　“敢问夫子恶乎长？”
　　公孙丑又问：“请问先生擅长什么呢？”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我想再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说：“这很难说清楚，它作为一种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如果不是，就会泄气。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所能获取的。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就会泄气。所以我说，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如果有事情必然要发生，先不要去纠正，心里面不要忘记它，不要去助长它。千万不要像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快而把禾苗拔高，累了一天回家，告诉家里人说：‘今天我太担忧，所以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就是不锄草松土的懒汉；帮助禾苗快速成长的人，就是拔苗助长的人；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

　　“何谓知言？”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作善于分析了解别人的言辞呢？”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说：“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听了夸大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这是从心里产生，而危害到政务；如果萌发于政务，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公孙丑又问：“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规律的变化。孔子则都有，可他还是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那么先生已经是圣人了吗？”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说：“唉呀，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先生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那是我做不到的，我能做到的只是学习感到满足、教人不知道疲惫罢了。’子贡说：‘学习上不厌烦，是智慧；教育上不怠倦，是仁的表现。既有爱又有智，先生就是圣人了。’那圣人，孔子都不敢自居，你这是什么话？”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公孙丑又问：“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圣人的一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则学得很具体，请问先生您属于哪一种？”

　　曰：“姑舍是。”
　　孟子说：“暂时不谈这些吧。”

　　曰：“伯夷、伊尹何如？”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说：“他们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出来做官，世道昏乱便退而隐居，这是伯夷的处世态度。任何君主都侍奉，任何人民都使唤，国家能治理也上进，国家混乱亦上进，这就是伊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长久干就长久干，能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这就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有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曰：“然则有同与？”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孟子说：“有得。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统治之，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使天下统一；要他们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曰：“敢问其所以异？”
　　公孙丑又问：“那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呢？”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谋足以了解圣人，他们再卑劣也不至于阿谀奉承。宰我说：‘依我来观察孔夫子，其贤能超过尧、舜很多了。’子贡说：‘见其外表就知道其政务如何，听到其音乐就知道其君施政的规律，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之中的君王，没有一个能违背孔子的主张。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人。’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有高下之分吗？麒麟比于走兽，凤凰比于飞鸟，泰山比于土堆，河海比于水塘，都是同类。圣人比于民众，也是同类。但却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类，大大高出他的同类，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负有盛名的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凭着自己的实力，假借仁义之名者，可以称霸于诸侯，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家实力的雄厚强大。依靠道德的力量，推行仁政者，可以称王天下，称王天下不一定要求国家强大；商汤凭借七十里国土，周文王凭借百里国土就使人心归服。用暴力压服别人，人家不是真心信服，而是力量不足以对抗。以德服人的，人家从内心欢愉而真心实意地信服，就像七十多个弟子诚心诚意归服孔子那样。《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
　　孟子说：“国君如果实行仁政就光荣，不施行仁政就耻辱；现在的人既厌恶耻辱又一直处于不仁的境地，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一直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

　　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如果是真的厌恶耻辱，那最好以仁德为贵，尊敬读书人，让贤德的人治理国家，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并且趁国家无内忧外患的时候修明政教法典。只要这样做，即使是大国也会畏惧你。《诗经》说：‘趁着天晴还没阴雨，剥些桑树根上皮，把门窗修理好。那住在下面的人，有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很懂得治理国家！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还敢欺侮他呢？’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现今国家局势稳定，趁此时机，一味地追求享乐，且又怠慢国政，这简直是自取祸害。不管是福是祸都是自找的。《诗经》说： ‘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去多寻找些幸福。’《尚书大甲》说： ‘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躲避；自己造成的罪孽想逃都没有地方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说：“尊重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让才能出众的人来治理国家，那么天下的士子们都会喜悦，就会愿意在这样的朝廷中做官；在市场上，出租房屋而不征税，遇上货物滞销按法定价格征购，不让它们长期积压在货栈中，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到这样的市场上；在关卡上，仅是查问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们都会很高兴，从而愿意取道于这样的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只须助耕井田制中的公田而不必另外交租税，那么天下的农民们都会很高兴，从而愿意耕种这样的土地；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那么天下百姓都会很高兴，都愿意来这里居住。如果能做到这五点，那么邻国的百姓，对待国君就会像对父母一样敬仰。别国想要侵犯这样的国家，就像率领儿女们去攻打自己的父母，这种事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谁成功过。就这样，就会无敌于天下。天下无敌的人，是代表上天管理人民的官员，若是还不能称王行王道，那是没有的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先王由于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去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仁政，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般容易。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都会有担忧恐惧的恻隐之心。这不是为了跟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不是为了在邻里朋友间有好名声，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的心理。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就不算是人；没有羞耻心，就不算是人；没有谦让心，就不算是人；没有是非心，就不算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如同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己损害自己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损害国君的人。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要是知道把它们都扩充起来，那就会像火刚开始点着，泉水刚开始流出一样。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还没有制甲的人仁慈吗？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够锋利不能伤人，制甲的人却唯恐自己的甲不够坚固让箭伤害了人。大夫和棺材匠之间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选择谋生职业不可以不谨慎。孔子说：‘要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选择住处而不知选有仁厚风俗的地方，怎能说是明智呢？’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人间最安逸的住宅。没有阻碍却不选择仁，这是不明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能被别人驱使，被他人奴役。被别人驱使而引以为耻，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真正引以为耻，那就不如好好行仁。有仁德的人就像射手：射手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怪比自己射得好的人，而是反过来找自己的原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教益的话就向人拜谢。舜帝比他们两个更伟大：总是与别人一起做善事。舍弃自己的不足，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乐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他从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成为帝王，没有哪一个优点不是从他人身上学习来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所以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不是他自己认可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他认可的朋友就不交往，不在恶的人的朝廷里做官，不与恶人谈话；如果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和恶人交谈，就好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污泥和炭灰等污浊的东西上。推想他厌恶恶人的心理，想象他与乡下人站在一起，那人衣冠不整，他就会愤愤然离开，好像自己会被玷污一样。因此，诸侯中虽然有人用动听的言辞请他去做官，他却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人。柳下惠却并不觉得侍奉贪官污吏是耻辱，也不会嫌弃官职太小；他进入朝廷就不隐藏自己的才干，但是一定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就算被冷落遗忘而隐逸也不怨恨，处于困窘之境也不忧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哪怕你在我旁边赤身露体，你又怎能玷污我呢？’因此他怡然自得地与他人共处而不失常态，别人拉着他让他留下他也留下。拉着他让他留下他也留下的原因，是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人。”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又说：“伯夷这个人狭隘，柳下惠又不够恭敬。狭隘和不恭敬，都是君子不该遵从和仿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