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说：“即使有离娄那样敏锐的视力，有公输班那样精巧的手艺，如果不使用圆规和曲尺，也画不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如果不根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所遵循的道路，如果不施行爱民的政策，也不能把天下治理好。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
　　现在有些国君虽有仁爱之心、仁爱之誉，但百姓却未能受到恩惠，未能被后世效法，就是因为不实行先王的道路的缘故。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用来治理国政，仅有法度不能使之自行实施。《诗经》上说：‘无过失也无遗忘，一切都按旧规章。’遵守先王的法度竟然会犯错误，这是没有的事。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圣人既已竭尽了视力，再加以圆规、曲尺、水准、墨线，画方、圆、平、直是用不胜用的；既已竭尽了听力，再加以六律以校正五音，也是用不胜用的；既已竭尽了心思，再加以怜悯百姓的政策，因此就可以使仁爱覆盖天下。所以说，站得高必然是因为站在丘陵上的缘故，站得低必然是因为站在河流旁的缘故；治理国政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怎能说得上有智慧呢？所以惟有爱民者适宜处在领导地位。不爱民而处在领导地位，就等于把他的恶行散播给大众。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在上者没有道路可以用来估量，在下者就没有法则可以遵守；朝廷之士不相信道路，下面的百工就不相信计量标准；君子的行为方式要约束使合规范，小人的行为方式要约束使合典范榜样，国家能生存下去，就可以说是幸运的了。所以说，城郭不完备，武器不充足，并不是国家的灾害；土地没有开垦，财物没有积聚，也不是国家的祸害；在上者没有社会行为规范，在下者就没有可学的，坏人横行，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诗经》上说：‘上天将要动乱时，不要轻慢懈怠。’所谓泄泄，就是拖沓疲沓的意思。侍奉国君没有最佳行为方式，进退之间没有社会行为规范，言论不是先王的道路，就是拖沓疲沓。所以说，用高标准责求君主就称为恭，陈述善良抵制邪恶就称为敬谨，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自己就称为贼。”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孟子说：“圆规和曲尺，是方与圆的准则；圣人的作为，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想做国君，就要走君主的道路；想做臣子，就要走臣子的道路。这二者不过是效法尧、舜罢了。不以舜之所以侍奉尧的作为来侍奉君主，就是不尊敬自己的国君；不以尧之所以治理民众的作为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自己的百姓。孔子说：‘治理国家的原则不外乎两种，爱民与不爱民而已。’残暴虐害老百姓太过分则自己被杀国家灭亡；不太过分，则自身危险国力削弱，这就称之为‘昏暗乱常和暴虐嗜杀’，即使有孝顺仁慈的子孙，哪怕历百世也改变不了。《诗经》上说：‘殷商可以借鉴的教训并不遥远，就是在前一代的夏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爱民，最后失去天下是因为不爱民。诸侯国家的兴盛、衰败和生存、灭亡的原因也是如此。天子不爱民，就不能保住天下；诸侯不爱民，就不能保住国家；公卿大夫等官员不爱民，就不能保住王室；读书人和普通百姓不爱民，就不能保住自身。现在有些人憎恶死亡但乐于干坏事，这就象厌恶喝醉酒却强要去喝酒一样。”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说：“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那就应该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够；管理别人别人却不服管理，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待人礼貌别人却不回应，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诗经》说：‘常思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天理，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说：“人们有句常说的话，都说：‘天下国家’。可见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个人。”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说：“治理国家政事并不难，只要不得罪那些卿大夫家族就可以了。因为那些世家大族所仰慕的，一个国家的人都会仰慕；一个国家的人所仰慕的，天下的人都会仰慕；因此德教便会声势浩大、充溢于天下。”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孟子说：“天下有了正常的道路，道德平庸的人被道德高尚的人役使，不太贤能的人被十分贤能的人役使；天下失去了正常的道路，力量小的就服从于力量大的，势力弱的就服从于势力强的。这两种情况，都是天意。顺从天意就能够生存，违背天意就会灭亡。齐景公说：‘既不能命令别人，又不能接受别人的命令，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痛哭着把女儿嫁到吴国。“现今小国效法大国，但又耻于接受大国的指令，这就好比学生耻于听命于老师一样。如果真的以此为耻，就不如效法周文王。效法周文王，大国只需要五年，小国只需要七年，就一定能够掌握天下的治理权。《诗经》上说：‘殷商的子孙后裔，成群结队地不安宁。上天既然已经授意，何不都穿上周朝服？诸侯都穿上周朝服，可见天意是会转移的。殷朝的读书人浅薄且敏捷，执行灌酒的礼节助祭于周京。’孔子说：‘仁爱不是用数量众多来衡量的，说：‘仁德不是以人数多少来衡量的。国君如果爱好仁德，便无敌于天下。’如今想要无敌于天下但又不以仁爱为本，就好比是忍受酷热而不用凉水冲洗。《诗经》上说得好：‘谁能手执烫东西，却不用凉水冲洗？’”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说：“对那些不仁爱者难道可以讨论问题吗？他们把危险的局面当成安全，把灾难的发生当成捞取利益的机会，把导致国破家亡的事当成乐趣；这些不仁爱的人要是可以用言语劝说，那还会有什么亡国败家的事发生呢？曾经有个儿童歌唱说：‘清澈的沧浪水啊，能用来洗我的帽缨；浑浊的沧浪水啊，能用来洗我的双脚。’孔子在一旁听了说：‘弟子们听着，清澈的水可以用来洗帽缨，浑浊的水可以用来洗双脚，这是自己决定的事。’所以一个人一定是先侮辱自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一个家庭必然是自己先毁坏，别人才来毁坏它。一个国家必然是自己内部先互相征伐，别人才来讨伐它。《太甲》上说：‘天降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做坏事，就逃脱不了灭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说：“夏桀、商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的拥护；他们之所以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取得天下是有一定的道路的，有了百姓的拥护，就能得到天下；得到百姓也是有一定方法的，得到百姓的心，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百姓的心也是有一定的方法的，百姓所想要的就要给他们，就为他们聚集起来，百姓所厌恶的就不要强加给他们，不过如此罢了。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百姓归向于仁爱，就像水向低处流，野兽喜欢跑在旷野一样。所以，替深渊把鱼驱赶来的，是水獭；替森林把鸟儿驱赶来的，是鹞、鹰；替汤王和武王把百姓驱赶来的，是夏桀和商纣王。现今天下若有施行爱民政策的国君，那么诸侯们就会甘愿为他所驱使。即使他不想称王天下，也不可能了。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而当前一些希望统一天下的人，就好像生了七年的病企图用三年的陈艾来医治一样。假如不积蓄民心，一辈子也得不到天下。如果不立志于仁爱，就会一辈子忧患受辱，以至陷入死亡的境地。《诗经》上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好结局呢，（最后）一定是相继沉船落水啊！’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说：“自己损害自己的人，不可以和他谈什么；自己放弃自己的人，不能和他有什么作为。所言谈的不是社会行为规范和最佳行为方式，就叫做自己损害自己；自身不能辨别仁爱和使用最佳行为方式，就叫做自己放弃自己。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是人们所安于顺应的；最佳行为方式，是人们所必须走的正路。荒废安于顺应而不辨别，舍弃正路而不走，真是可悲啊。”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说：“道路就在近处而偏要向远处去寻求，事情本来很简单偏要向难处下手。只要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双亲，敬重自己的长辈，天下就能够太平了。”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说：“职位低下，又得不到上级的信任，百姓是不可能治理好的。要得到上级的信任，是有方法的：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也就不能让上级信任了。要使朋友信任，也是有方法的：侍奉父母不能让他们高兴，也就不能让朋友信任了。让父母高兴，也是有方法的：若自我反省孝心不诚，也就不能让父母高兴了。要让孝心出之于诚，也是有方法的：不明白什么是善，也就不能让孝心出之于诚了。所以‘诚’是天定的道理，追求‘诚’是做人的道理。出于至诚而不能打动人心，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而不诚心，是不能打动人心的。”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孟子说：“伯夷躲避商纣王，住到北海边上，听说周文王所作所为很兴盛，便说：‘为何不去归服他呢？我听说文王善于供养老人。’姜太公躲避商纣王，住到了北海边上，听说周文王所作所为很兴盛，便说：‘为何不去归服他呢？我听说文王善于供养老人。’这两个老人，是天下声望很高的老人，他们归服周文王，就等于是天下的父老都归向周文王了。天下的父老都归向周文王，他们的子女还能往哪里去呢？诸侯们中如有施行周文王的爱民政策的，在七年之内，就能施行其爱民政策于天下了。”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说：“冉求做了季氏的家臣，没有能力改变季氏执政的规律，却把田赋增加了一倍。孔子说：‘冉求已经不是我的弟子了，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攻击他了。’由此看来，国君不施行爱民政策而敛财致富的人，都是被孔子所厌弃的，更何况是还要替他卖力打仗的人呢？为争夺地盘而战，尸横遍野；为掠夺城镇而战，往往杀人满城；这就是所谓的为了土地而吃人肉，这些人真是死不足惜。所以善于征服的人以归服为最上等的典范，能够连结诸侯而不打仗的人次之，开辟荒野来成为土地的人又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说：“观察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他的眼睛。一个人的眼睛是不能掩盖他内心的丑恶的。心中正派，眼睛就会明亮；心中不正，眼睛就昏暗无神。听一个人说话，观察他的眼睛，这人的内心怎么能隐藏呢？”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孟子说：“为人谦恭的人不会欺侮他人，善于自我约束的人不会掠夺别人。欺侮而且掠夺别人的君王，深怕别人不顺从，怎么能够做得到谦恭而且能自我约束呢？谦恭而且能自我约束难道能以悦耳的声音、献媚的笑容表现出来吗？”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淳于髡说：“男女之间不亲手传递接受东西，这是礼制吗？”

　　孟子曰：“礼也。”
　　孟子说：“是礼制。”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淳于髡说：“如果嫂嫂掉入水中，要伸手去救她吗？”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孟子说：“嫂嫂淹入水中不伸手去救，简直就是豺狼。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制；嫂嫂淹入水中，伸手去救，是一种权宜变通之计。”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淳于髡说：“如今天下百姓都淹入水中，先生却不伸手去救援，这是为什么呢？”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说：“天下百姓都淹入水中，要想救援，就要有一定的方法。嫂嫂淹入水中，只是伸出一只手去救。你想让我用一只手去救援天下百姓吗？”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公孙丑说：“君子不亲自教育儿子，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说：“这在情势上是不行的，教育必须要用正确的规范；用正确的规范没有成效，执教者就会发怒。怒气一产生，倒反伤害了小孩。‘父亲用严格的规范来要求我，可您自己并不按正确的规范行事。’这样父子之间就伤害了感情。父子之间就伤害了感情，关系就恶化了。古时候的人们交换儿子来进行教育，父子之间不以善来互相责备。以善来互相责备就会使隔阂产生而互相分离。造成互相分离的结果就不好了。”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说：“侍奉之事，什么最大？侍奉父母最大。操守之事，什么为最大？守住自身最大。没有丧失操守又能很好侍奉父母的人，我听说过。丧失了自身操守又能很好地侍奉父母亲的，我没有听过。谁不做侍奉人的事呢？侍奉父母，是侍奉之事的根本；守住自身，是操守之事的根本。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皙，每餐一定有酒有肉，撤走饭菜的时候，一定请示‘把剩下的饭菜送给谁？’曾皙如果问‘还有没有剩余？’必然回答说‘有。’曾皙去世以后，曾元奉养曾子，每餐也一定有酒有肉，但饭后撤走饭菜的时候，不请示‘把剩下的饭菜送给谁？’如果曾子问‘还有没有剩余？’必然回答说‘没有了。’是为了将剩下的饭菜下次再给曾子吃。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仅仅是供养父母的身体。像曾子那样，才可称为奉养父母的意愿亲情。侍奉父母做到曾子那样，才算可以。”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说：“那些当权的小人不值得去指责，他们的政事也不值得去非议。惟有那些高智慧的大人能纠正国君思想上的错误。国君仁，便没有人不仁；国君义，便没有人不义；国君正，便没有人不正。一旦端正了国君，国家便安定了。”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孟子说：“有意料不到的赞美，也有苛求完美的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孟子说：“人总是轻易的发表言论，是因为他没有责任心罢了。”

　　孟子曰：“人之忌，在好为人师。”
　　孟子说：“人们的毛病，在于总是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
　　乐正子随同王子敖到了齐国。乐正子去见孟子。孟子说：“你也会来见我吗？”

　　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乐正子说：“先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
　　孟子说：“你来了几天了？”乐正子说：“前些日子来的。”

　　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说：“前些日子？那么我说这样的话，不是正合适吗？”

　　曰：“舍馆未定。”
　　乐正子说：“我是因为住的客舍还没有找好。”

　　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孟子说：“你曾听说过，要等客舍找好后，才来求见长辈的吗？”

　　曰：“克有罪。”
　　乐正子说：“是我的错。”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哺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哺啜也。”
　　孟子对乐正子说：“你这次跟随王子敖来，只不过为了吃喝而已。我没有想到你学了古人的道理竟然只是为了谋取吃喝。”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说：“不孝的情况有三种，其中以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的罪过为最大。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是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所以，君子认为他这样做如同禀告了父母一样。”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说：“仁的实质，就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就是明白这两者的道理而执着地坚持；礼的实质，就是调节、修饰这两者；乐的实质，就是从这两者中得到快乐，快乐由此而生，快乐一产生就不可遏止了。快乐不可遏止，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孟子说：“天下的人都很高兴，并要归附自己；把天下的人悦服并归附自己的，只有舜是如此。不得到父母的亲情，不可以做人；不顺从父母，不能成其为儿子。舜竭尽侍奉亲人的道理而使父亲鼓瞍达高兴起来，鼓瞍高兴而使天下人受感化，瞽瞍高兴了，天下的父子伦常也由此确定，这就叫作大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