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沛苏洵,字明允,自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六国论》
沛沛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沛沛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沛沛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沛沛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沛沛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沛沛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沛沛六国灭亡,不是武器不锐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割地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亏损了,这是灭亡的原因。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全都是由于割地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割地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割地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因为他们失去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单独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啊!”
沛沛秦国除用攻占的方法取得土地之外(还得到诸侯的割地贿赂),小的就获得城镇,大的就获得都市,把秦国由受贿赂得到的土地与战胜而得到的土地比较,实际上有一百倍,把诸侯贿赂秦国所失去的土地与战败所失去的土地比较,实际上也有一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当然就不在于战争了。回想他们的祖辈父辈,冒着霜露,披荆斩棘,因而才有一点点土地。可是子孙们看待它却很不珍惜,拿它来送人,就像抛弃小草一样。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去十座城,然后才能睡上一夜安稳觉。待起床一看四周边境,秦国的军队又打来了。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谁送给它土地越多,它侵犯谁就越急。所以不用打仗,谁强谁弱、谁胜谁败就已分得清清楚楚了。六国落到灭亡的地步,按理本来应当这样。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救火,柴草没有烧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得在理啊!
沛沛齐国不曾割地贿赂秦国,最后也随着五国灭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五国啊。五国灭亡之后,齐国也就不能幸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君主,起初有远大的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国虽然是个小国,却灭亡在后,这是用兵抵抗的效果啊。到了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为对付秦国的策略,才招致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多次作战,败少胜多。后来秦国又两次攻打赵国,李牧接连打退了它。等到李牧因受谗言被赵王杀害,都城邯郸就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它用兵抵抗却没能坚持到底啊。况且燕赵正处在其他国家被消灭了的时候,可说是智谋已尽,力量单薄,战败而亡国,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假使当初韩、魏、楚三国都各自珍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秦国,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存亡的命运,如果与秦国较量,也许还不容易估量呢。
沛沛唉!如果六国把贿赂秦国的土地封赏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意礼遇天下非凡的人才,齐心协力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担心秦国人连饭也咽不下喉呢。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制,土地天天削减,月月割让,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切不要让自己被敌人积久的威势所胁制啊!
沛沛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可是还有能够不割地贿赂而战胜秦国的形势。如果凭着一统天下的大国,反而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又在六国之下了!
沛沛《六国论》是苏洵政论文代表作品。选自苏洵史论文章《权书》十篇里的第八篇。《六国论》提出并论证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借古讽今”,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沛沛《六国论》一开始,首先提出了六国破灭的原因。劈头四句话“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苏洵就斩钉截铁地给六国之所以灭亡定下结论。苏洵认为:六国之所以灭亡,不在于它们的武器不锐利,也不在于它们仗打得不好,而是在于他们一味地拿土地作为贿赂,向秦国乞求和平。“赂秦”就是贿赂秦国。这实际上是削弱自己力量,助长敌人的侵略野心,促使自己走向毁灭。所以作者接着申述说:“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然而事实上又并不是所有六国都向秦国奉献土地,而那些没有“赂秦”的国家也破灭了的原因是何,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苏洵故意这样设问,然后又作了回答:“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因此,归根结底,“赂秦”是莫大的致命伤。以上这些就是通篇的基本论点,突出强调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是从六国方面来说的。
沛沛接着苏洵再从“赂秦”的两个方面来论述这种做法的后果。苏洵指出:秦国由于接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比秦国打胜仗所得到的土地要多出百倍,其他各国由于送贿赂而丧失的土地,比它们打败仗丧失的土地也要多出百倍。那末,秦国所最欢迎而对其他国家所最不利的,当然就不在于作战了。这里的“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是侧重照应开头四句中的“非兵不利,战不善”,是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阐发了“弊在赂秦”的论点。
沛沛在接下来的两段文章里,作者又分别就“赂秦”的国家和不“赂秦”的国家,论述了它们各自灭亡的具体原因。
沛沛第二段先论述“赂秦”的国家灭亡的原因,“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是说这些国家的前辈创业的很难;“子孙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是说这些国家的后代只顾眼前的暂时利益,轻易地把前辈辛勤创有的国土随便割让给秦国;“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是说秦国并不因为得到奉献的土地而停止进攻。这就是第一段结尾所说的“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越向敌人屈服退让,就越增加敌人的气焰,敌人越得到好处,就越要加紧侵略。所谓“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秦国的侵略欲望根本没有止境,这是秦国侵略者不可改变的本质。诸侯各国奉献土地一味妥协,只能激起它的更大的侵略野心。这里,不需要通过作战,就已经判别胜负了,至于诸侯各国的因之而破灭,那更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作者为了把“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的道理讲得更为明白清楚,苏洵引用了古人的一个譬喻:“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薪”就是木柴,这个譬喻非常准确地、形象地表明了赂秦的严重危害和根本的错误。这一段是进一步发挥第一段的“赂秦而力亏”一句,具体指的是韩国、魏国和楚国。这三个国家都紧靠秦国,当时秦国在军事战略上采取“远交近攻”,也就是结交远方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的方针,因此它们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并且首先以地“赂秦”,结果最早被秦国消灭。
沛沛第三段是论述不“赂秦”的国家为什么会灭亡。齐国距离秦国最远,虽然不用向秦国奉献土地,但是齐国仍旧不敢得罪秦国,对其他国家遭受秦国侵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等五国相继败亡,它自己也成了秦国吞并的对象。燕国、赵国“能守其士,义不赂秦”,敢于同秦国武力相抗,所以像燕国那样小的国家尽管最后也失败了,但是比韩、魏、楚等国家要破灭得稍晚一些;赵国在与秦国的五次战争当中还取得了三次胜利,以后又不断给秦国以回击.可惜燕国太子丹派遣荆轲西刺秦王,企图通过个人谋杀来解救危难;赵国不信任自己的部将,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杀掉了抗秦的重要支柱李牧,于是导致加速了自己的破灭。齐国不能援助其他五国,团结抗泰,燕国赵国不能坚持斗争,又处在秦国把各国“革灭殆尽”的时刻,因而得到和韩国,魏国和楚国同样的结局。这段论述主要是进一步发挥第一段“不赂者以赂者丧”一句的意思。这一段的末了,苏洵总结六国的破灭,从反面推进一层,指出六国避免破灭的道路。“三国各爱其地”是指韩国、魏国和楚国不要拿国土去向秦国乞求“一夕安寝”,“齐人勿附于秦”是指齐国要附随秦国而不去援助其他国家,“刺客不行”,是指燕国不要对秦国采用个人谋杀手段;“良将犹在”,是指赵国不要相信秦国的流言蜚语而杀掉自己的将领。这样,恐怕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未见得秦国必胜而六国必败。文章在这里笔锋一转,反跌得精神饱满,把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道理说得更加透彻,更加具有说服力量。
沛沛文章的第四段是作者就以上的论述发表感慨。第四段的头几句是一种设想,为六国筹划怎样对付秦国。第三段末尾的设想,是仅仅就六国改变它们各自的方针路线来立论,所以只说胜负存亡“或未易量”,没有加以肯定。则进一步指出必须发愤图强,敢于斗争,并且团结一致,联合抗秦。秦国即使想要吞并六国,那恐怕也是咽不下喉咙里去的,可惜六国没有这样做。六国在敌人强大的威势面前屈服了,不敢斗争或者不能坚持斗争,最后全部破灭。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是后代当国者应该吸取的历史经验。苏洵最后说:“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不要在强大敌人的威力面前被吓倒。
沛沛文章的第五段是作者继续发表意犹未尽的感慨,不同于第四段,第四段的感慨针对的是历史,第五段的感慨针对的是现实。整篇《六国论》,应该说到前一段的就结束了。苏洵决不是为评论历史而评论历史,苏洵的文章的全部锋芒几乎无不处处对准现实。是想以古代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处理当前国家的重大问题的借鉴。文章只写到前一段,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这一段从古代历史引渡到现实政治,才见出它的主题深刻意义。这一段完全说的是北宋王朝的对外政策:北宋王朝与六国诸侯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六国诸侯只是占有局部地区,力量有限,而北宋王朝则占有全国主要地区,力量远远超过六国诸侯。六国诸侯如果敢于同秦国斗争,还可以取得胜利,那么,北宋王朝同样敢于斗争,当然不成问题地更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北宋王朝却“以天下之大”向辽政权和西夏政权屈服,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斗争,这就连六国也不如了。不用说,它最终也必然会得到六国破灭一样的后果。这—段文章只有六句,作者用笔相当精练,内容高度概括,而且在议论中包含着极大的感情分量。话说得十分含蓄婉转,同时问题又揭示得十分明确尖锐。从全文的布局来看,也收结得沉着有力。
沛沛战国当时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来很纷繁复杂,但是苏洵只就对秦国的态度上,从六个国家当中区别出两个类型,“赂秦”和“不赂秦”;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韩国、魏国和楚国“以地赂秦”,第二种是齐国附随秦国,第三种是燕国和赵国“用武而不终”。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属于“赂秦”一类,第二种和第三种属于不“赂秦”一类。苏洵首先把力量集中在“赂秦”问题上,为六国的破灭立论。因为这才是六国破灭的根本要害,不仅“赂秦”的韩、魏、楚三国因此丧亡,不仅幻想保持互不侵犯局面的齐国因此不能保全,而且,即使能够跟秦国较量一下的燕国、赵国也因此失败。写文章就应该扣紧中心问题去发挥。重点摆对了,又要把它同别的部分联结起来,看出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作者集中论述了“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以后,进而又论述“不赂者以赂者丧”的道理。当然,态度、分寸是不同的。苏洵对赂秦的韩、魏、楚三国是根本否定,对依附秦国的齐国是严肃批判,而对“用武而不终”的燕、赵两国是深切惋惜。这样,文章就显得分外有条理,有层次,畅达透辟,严密完整,使别人对自己的论点无可怀疑、无可驳斥。
《张益州画像记》
沛沛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谣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
沛沛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沛沛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沛沛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乡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沛沛公,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天子在祚,岁在甲午。西人传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纛舒舒。西人聚观,于巷于涂。谓公暨暨,公来于于。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而条桑,秋尔涤场。”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公宴其僚,伐鼓渊渊。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闺闼闲闲。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期汝弃捐。禾麻芃芃,仓庾崇崇。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庑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缨。西人相告,无敢逸荒。公归京师,公像在堂。
沛沛宋仁宗至和元年的秋天,有谣言从四川一带传过来,说是敌人要侵犯边界,驻边军士夜里都惶恐不堪,老百姓基本上逃跑了。谣言四起,震动了京城。皇上正准备选派、任命御敌的将帅,天子说:“别造成大的祸乱,也不要促成事变。虽然现在谣言很猖狂,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外患是不会造成大灾难的,事变是在内部引起来的。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也不可以付诸武力解决。只需要派一两个大臣前去就能处理好的。谁能够处理好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去带领军队?”于是众人推荐说:“张方平恰好是合适的人选。”天子赞同道:“好!”张公却借口要奉养父母拒绝前去,但是皇上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出发前去了。
沛沛十一月才到达蜀地。就在他上任的当天,就下命令让驻军回去,并解散守备人员,他还派人对郡县长官说:“敌寇由我来对付,你们就不必劳心了。”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还和以前一样庆贺新春,一直都没有什么敌寇前来入侵。很快到了第三年的正月里,百姓私下里商量在净众寺里摆放张公的像,张公没有阻止住百姓的这一行动。
沛沛眉阳人苏洵告诉百姓说道:“没有发生祸乱,还是很容易控制的;祸乱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容易治理;可是已经出现了祸乱的苗子,但是还没表现出祸乱,这种情况叫做将要发生祸乱,祸乱马上要发生但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是最难治理的。因为我们不可以出现了祸乱的苗子就急着去做,又不能因为祸乱还没出现就放松警惕了。现在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势,正好像是器物现在已经倾斜,可是还没有倒地的情形。只有你们的张公,还能稳稳地坐定,面色不改,慢慢地站起来扶正器皿。扶正之后,他又慢慢地坐下,没有一点骄傲的神色。为天子管理百姓,能做到孜孜不倦,只有你们的张公了。你们因为张公的智慧得到了生存,他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还有,张公曾对我说:‘老百姓的性情是可以改变的,只是要看官吏怎么对待他们。众人传言说,蜀地人小乱不断。上司于是就用对待叛乱的人的办法来对待这里的老百姓,对他们用管束叛乱的人的刑法来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本来就已经很害怕了,现在还用残酷的刑法对待,这样百姓才狠下心来抛弃父母妻儿,不顾性命,变成了叛乱的人,所以大乱常常发生。要是对他们施以礼仪教化的话,按照法律来差使他们,这里的人就变成最容易管理的了。要是把他们逼急了导致变乱发生,那么即使是齐鲁的百姓也会叛乱的。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来对待他们,那么蜀人也会认为自己是齐鲁有教化的人了。假如任意胡来不按法律来办事,一味靠武力来威胁平民,我是不会干的。’啊!爱惜蜀人是多么真诚啊,对待蜀人是多么厚道啊,在张公之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大家听了,一齐重新行礼说:“是。”
沛沛苏洵又说:“张公的恩情,一定要记在心里;即使你们死了,也要让你们的子孙记在心里。他的丰功伟绩,已经在史官的史册上有记录了,不需要再画像了。况且张公不想这样做,那又怎么办呢?”众人都说:“张公不会理会这些事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的。就是在平时听说有人做件好事,还要问那人的姓名和他的住处,还有那人的身形、年龄大小、面容等基本情况呢;还有一些人,还要问到他的生平爱好,是为了更好地推测他的人品。这些人也是史官写入他的传记里的,主要是想让天下人不仅记在心里,还要时刻出现在眼前。音容在人们的眼睛中时常闪现,所以才会记得更加久远啊。因此,画像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苏洵听了,无言以对,就为他们写了这篇画像记。
沛沛张公出生于南京,为人很高洁,有高尚的节操,很有雅量,声明传播于天下。国家有重大事情,都可以托付给他的。在文章的末尾我作一首诗,内容如下:大宋天子坐龙廷,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谣言起,边关敌寇将兴兵。朝廷良将纷如雨,文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赞叹说声嘻,命我张公远出征。张公方平来东方,西风猎猎大旗扬。蜀人围观睹风采,人山人海满街巷。齐道张公真坚毅,神色镇静又安详。张公开口谕蜀人:“各自还家且安顿,谣言莫传自安宁。谣言不祥且勿听,回去照常作营生。春日动手修桑枝,秋天谷场要扫清。”蜀人磕头拜张公,称他就像父与兄。公在蜀国园林居,草木繁茂郁葱葱。宴请文官与武将,击鼓作乐咚咚响。蜀人庆贺来观望,共祝公寿万年长。姑娘佳丽美婵娟,幽娴贞静闺房间。幼儿哇哇向人啼,牙牙学语已能言。当初张公不来蜀,你辈早已填沟壑。如今庄稼多茂盛,粮仓高耸堆满谷。可感我们妇与子,欢欢喜喜庆丰足。张公本是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诏命返驾,张公岂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庄严,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挂在正当中,朝服冠带宛如真。蜀人纷纷来禀告,不敢放荡做懒人。张公放心回京城,像挂殿堂传美名。
沛沛《张益州画像记》,宋代苏洵所著,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
《心术》
沛沛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沛沛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沛沛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沛沛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沛沛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沛沛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沛沛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沛沛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沛沛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沛沛军事崇尚正义。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沛沛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沛沛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沛沛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沛沛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沛沛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沛沛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沛沛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苏洵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古今兵法私战例,《权书》十篇就是苏洵这时期系统研究战略战术间题的军事专著,本文是其中的一篇。
沛沛此文逐节论述用兵的方法,分治心、尚义、养士、智愚、料敌、审势、出奇、守备等八个方面,而以治心为核心,所以标题为“心术”。其中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但也有诸如“怀其欲而不尽”、“士欲愚”之类的封建权术。全篇段落分明,井井有条。
沛沛“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沛沛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而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沛沛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而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而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沛沛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而供给贫乏,用人“赏数而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而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而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而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沛沛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而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而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势而不沮,知节而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沛沛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沛沛“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而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沛沛“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而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管仲论》
沛沛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沛沛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沛沛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沛沛管仲作丞相辅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夷、狄等异族,终其一生都使齐国富强,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被重用。桓公死于宫廷内乱,五位公子争抢君位,此祸蔓延,直到齐简公,齐国无一年安宁。
沛沛功业的完成,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由一定的因素而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于作乱之时,也必有其根源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至于齐国的祸乱,我不说是由于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本就是乱国者,但重用他们的是齐桓公。有了舜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然后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桓公是什么人,回头看来,使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时,桓公询问丞相的人选。此时,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人,不讲人情,不能亲近”罢了。
沛沛唉,管仲以为桓公果然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桓公相处多年了,该知道他的为人了吧。桓公是个音乐不停歇于耳,美色不离开眼的人。如无此三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由于管仲在,一旦管仲没了,这三人就弹冠相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桓公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人,而是怕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这三人只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一个也不剩地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着眼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时,推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管仲虽死,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的危害,不言而喻啊!
沛沛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比不上管仲。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宽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文公的余威,还能在一百年里充当盟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练达的大臣存在。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疑问啊!他仅依靠一个管仲,管仲却死了。
沛沛天下并非无贤人,确实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我不相信。管仲的书里有记载他将死时论及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是他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而且预料自己将死。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鳅,因为活着不能荐用蘧伯玉和斥退弥子瑕,为此有身后劝谏之事。萧何临死,推荐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一个人而灭亡。贤人不悲痛自己的死亡,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必须再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放心死去。那管仲,凭什么可以死掉呢?
沛沛《管仲论》选自《古文观止》。作者苏洵,是一篇史论,以管仲死而齐国乱为例,论证了举贤任能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指明了政治家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性。
沛沛这是一篇史论,以管仲死而齐国乱为例,论证了举贤任能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指明了政治家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性。文章细致分析了齐国内乱的人为因素,认为表面上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人导致,实为管仲死后,无贤人执政,并批评了管仲临死前没有荐贤以代为“不知本”。同时以晋国在文公死后有“老成人”执政为例来对照论述,还以史蝤荐蘧伯玉、萧何荐曹参作对比证明。全文析理精细,反复对比,层层深入,笔锋流畅犀利,见识独特,很有说服力。
沛沛管仲是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绩一向为人称道,连孔子对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典范人物,作者独能从其不能推荐贤人这一要害之处进行评说,其立论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因此,作者的见解是正确的。
沛沛文章文笔犀利,逻辑严密,令人无懈可击,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为了说明管仲提出的竖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他把齐桓公和舜、孔子进行比较,说明齐桓公不可能除掉这三个人。退一步说,即使是除掉了这三个人,“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谈到管仲在临死时没有向桓公举荐贤人是一重大失误时,作者又用史?、萧何的事迹进行对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结论,可以说是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
沛沛文章批评了管仲在临死前未能荐贤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齐国发生了内乱。作者的观点颇为新奇,可以称为“翻案文章”。
《辨奸论》
沛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沛沛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沛沛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沛沛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沛沛事情的發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後将会發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沛沛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沛沛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髮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沛沛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沛沛《辨奸论》是北宋古文名篇。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列于苏洵名下,但一说为邵伯温托苏洵名作,该问题的研究自清初李绂作《书<辨奸论>後》开始,至20世纪末王水照先生作《再论<辨奸论>真伪之争——读邓广铭先生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尚无定论。
沛沛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沛沛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沛沛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沛沛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沛沛《辨奸论》旨在诋毁王安石,竭力反对“新党”,抛开其本旨,有二点与当今相类:
沛沛其一,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後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国殃民。
沛沛其二,作者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然而这一看来违反常情的情况,在1957年夏之後以及“文革”中,屡见于囹圄。这是悲剧,当然,古人是无从预料这种悲剧的。
沛沛《辨奸论》作者认为,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發生之前就發现作乱的奸臣。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未有定论。
沛沛《辨奸论》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中得出了“见微知著”的结论,给读者提出了如何识人的参考意见。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