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沛宋建昌军南丰人,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曾易占子。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少有文名,为欧阳修所赏识,又曾与王安石交游。累官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诸州,所至多有政绩。神宗元丰三年,判三班院,上言以节用为理财之要。次年,加史馆修撰,典修五朝国史,管勾编修院,旋擢中书舍人。曾校理《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典籍。尤擅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追谥文定。有《元丰类稿》。

《会稽绝句三首》

沛沛年年谷雨愁春晚,况是江湖两鬓华。 欲载一樽乘兴去,不知何处有残花。
沛沛

《墨池记》

沛沛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沛沛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沛沛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沛沛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沛沛临川郡城的东面,有一块地微微高起,并且靠近溪流,叫做新城。新城上面,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说是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苟伯子《临川记》里说的。
沛沛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精神,(现在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曾经游遍东方,出游东海,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能达到这步,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的。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的人呢?
沛沛墨池的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不能出名,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挂在屋前两柱之间,又请求我说:「希望有一篇(墨池)记。」推测王先生的用心,是不是喜爱别人的优点,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它埋没,因而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呢?莫非也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那些学员吧?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能使后人像这样尊重他;何况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沛沛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沛沛《墨池记》是北宋散文家曾巩的代表作品。文章从记叙墨池遗迹入手,紧密联系王羲之苦练书法的故事,着重阐明勤学苦练出才能的道理,勉励人们刻苦学习,提高道德修养,这就使得这篇短文超出了记叙古迹的范畴,成为一篇寓意深长的「劝学篇」。

沛沛《墨池记》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是作者的一篇流传很广的作品。文章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寥寥数语,就将墨池的地理位置及来历,交代得清楚明白,饶有生趣。王盛题「晋王右军墨池」六字,并盛情邀约曾巩作记,就是为了借助贤人名声和遗迹,来显扬本土人文景观,宏扬本土文化意蕴。但是,曾巩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从而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技艺尚且如此,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应如此。
沛沛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但文中所说「深造道德」「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等等,体现了作者注意儒家道统的思想。文章也体现了作者讲求行文布局,叙事条理清楚的特点。首段叙述墨池的处所、形状和来历,可谓简而明。接着发为议论,先用揣测语气含糊认可「故迹」,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说明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并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最后说明写作缘由,并借「推王君之心」,提出「勉其学者」学习「仁人庄士」的写作目的。谈书法是「题中」之意,而谈「道德」,谈「仁人庄士之遗风」永垂后世,则属「题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据理诲人,逐层深入,说理透辟而态度温和,颇见长者开导后生的儒雅气度。文章一面叙事,一面议论。借事立论,因小见大,言近旨远,十分切题。文中用了不少设问句,而实际意思是在肯定,因此话说得委婉含蓄,能引人深思。
沛沛全文仅有三段,第一段的开头,不求单刀直人,起笔扣题,而是着眼于整体,落墨于大处,表面上写的全是新城,没有一个字提到墨池,其实却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出墨池四周的地理环境,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全景镜头」。接着,作者收拢视线,缩小范围,由大及小,最后才突现出墨池。「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伯子《临川记》云也。」写到这里,题中「墨池」两字方才正式写出,又用「洼然而方以长」六个字,勾勒出墨池的外形特征,读者眼前顿时出现了墨池本身的「特写镜头」。这里应该提出的是:「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这一判断,是借古人苟伯子的口说出的,作者并不亲自道破,写法巧妙而富有情趣。传说中的王羲之的墨池,除了临川城东一处,此外还有多处,对于临川墨池的传说是否真实可靠,作者也仅仅是转述苟伯子的《临川记》的说法。之后用了「岂信然邪」这样一个设问句:难道这是真的吗?未加深论,这是作者写法的又一巧妙之处。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从地理位置、外形特点、得名缘由三个方面,扼要介绍了临川墨池的有关情况,给人留下了清晰的整体形象。行文曲折有致,构思精巧缜密,读来引人人胜。「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八个宁,说明了王羲之平时学书的刻苦专一,「费尽精力」,这就为下文的即事立论,提供了论据,埋下了伏笔。
沛沛写到这里,文章似乎可以顺势发展,进入议论了。可是作者并不急于要发表议论,而是在第二段的前半部分插进了一段回忆性的文字,追叙了王羲之的一段经历。前四句通过王羲之不愿为官而「极东方,出沧海」,到处游览的具体行动,刻画出他厌恶浑浊官场,喜爱山水名胜,追求自在闲适生活的清高品格,同时又为引出「自休于此」作好准备;后两句「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用设问推测的语气,指出他曾到过临川一带,也就是间接解释了临川城东为什么会留下墨池遗迹的原因,补充说明了临川墨池的来历。
沛沛经过对墨池位置、形状、来历等的简要介绍,完成层层铺垫之后,作者由叙述转到议论,从墨池遗迹而生发出一番富有哲理的精辟论述:「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这几句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这才能是勤学苦练得来的,决不是天生就有的。王羲之是杰出书法家,素有「书圣」美名。但据《晋书·王羲之传》所载,他的书法起初不比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喑高明,直到晚年才臻于精善,进人妙境。有一次庾翼见到他用草书写的一封信,不由得大为惊叹,认为可与「草圣」张芝争胜。这里所谓「羲之之书晚乃善」,指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作者紧紧抓住「晚乃善」三字,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这就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因而无须旁征博引,多费笔墨,只用三言两语,就顺理成章地作出了「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正确论断,语气委婉但又十分坚定。其论证之精警,文笔之简洁,在古代散文中也算得上乘。为使文意进一步向纵深开阔,作者接着又用「然」字引出下文:「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后来的人没有能赶得上王羲之的,莫非他们在学习方面所下的苦功不够吗?这样看来,在学习上下的苦功是不能少的呵!更何况要在道德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呢?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重点突出了一个「学」字。
沛沛然而作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又并非是单纯强调学习,在他看来,提高道德修养,尤其重要。于是段末又用「深造道德」的学习尤不可废。这里的「岂其学不如彼邪?」和「况欲深造道德者邪?」两个疑问句式,都是表示完全肯定的语气。文章第三部分,作者掉转笔锋,折回墨池本身,全文显得风回路转,波澜起伏。「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二句,是说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州学的校舍,这是补写墨池的现状,由此便自然引出了州学教授王盛索文的经过:「教授王君生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粤曰:‘原有记」恐其不章’的「章」是「昭彰」的「彰」的假借字,意思是显著、为人周知。「王右军」,王羲之曾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史称「王右军」。「楹」,就是房屋前面的柱了。「揭」,原意是揭示、高举,这里引申为悬托。州学教授王盛担心墨池来历不能广为人知,于是书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字,悬挂在楹柱之间,又对作者说,希望能写一篇「记」。这几句写出了王盛对王羲之的表彰之意,还交代了《墨池记》的写作缘起,文笔简洁之极。在这以后,文章分作两层,推究王盛这样做的用心。第一层是:「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意思是说:我推测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由于他喜爱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他埋没不闻,因而连他的遗迹也一并重视吗?这就是王盛仰慕王羲之而言;第二层是:「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大意就是:莫非又是想借推广王羲之的感人事迹,来勉励那些州学生吗?这一层是结合王盛的特殊身份,就勉励求学者而发的。两层意思全属推测之词,因而都没有设问口气,由此可见作者用笔精细,连微小之处也不轻易放过。「勉其学者」四字,一方面点出了王盛此举的苦心,同时也是作者「记」的深意所在;再就结构而言,又可看作是上文「学岂可少」这一全文主旨的具体阐发。在推测王盛心意、点明写作缘起的基础上,作者即事生情,再次发表议论说:「夫人之有一能而使风馀思」指流传下来的好作风好品德。「被于来世」指影响到后世。全文用「何如哉」三字作结非常妙,妙就妙在作者不把原意直接说破,而由读者自己去体味,这就产生了意在言外、馀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以「仁人庄士」的「遗风馀思」必将长期流传、产生深远影响作结,这对当时的学子文人,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同时收到了深化主题的艺术功效。
沛沛曾巩在文章中,重在「论」而不在「记」,这种写法似乎远离题目,游离中心。然而,作者马上将笔锋一收,说王盛教授约自己作记,意图可能就是要劝勉后学者应像王羲之一样勤勉于学,不言放弃。这样写来不仅拔高了王盛的思想境界,而且使前文的发挥都成了题中之言,旨中之语了。前文一纵,此处一收,充分展示了作者艺术构思题是何等圆润,何等紧密。最后一笔,更是激励后学者的劝勉之辞: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会受到后人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后人对品学兼优者会怎样呢?其意不言而喻。
沛沛从题目来看,《墨池记》属于记叙古迹的那类「记」体散文,但是作者并未停留于对古迹本身的烦琐记叙,而是充分发挥其长于说理的艺术才能,紧紧围绕墨池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夹叙夹议,以议为主,无论记叙议论,都能挥洒自如。记叙部分既描写了新城的方位、地势、环境,又叙说了墨池的来历,还介绍了王羲之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理想情趣。生动别致,脉络分明。所有记叙文字,又只是作为引出议论的陪衬和发端。议论部分文笔精炼,逻辑性很强。例如,作者依据王羲之书法「晚乃善」的史实,只用一个「晚」字,便理由充足地说明了王羲之的精湛笔艺,是「精力自制」,「非天成」的道理。至于后世没有赶超过王羲之,也不是由于缺乏天才,而是「其学不如彼」,即主观努力不如他,所以最后的结论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学岂可少」上,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是刻苦学习的精神不能少。这样作者只须三言两语,便切中肯綮,收到点石成金之效;主旨一经点明,随即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思索的馀地。全文通过记叙、议论的交替出现,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突出了勉人为学的鲜明主题,从而使得这篇「记」体散文,成为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说理小品。

《寄欧阳舍人书》

沛沛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沛沛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沛沛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沛沛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沛沛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沛沛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庭?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沛沛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沛沛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沛沛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沛沛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沛沛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沛沛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沛沛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沛沛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沛沛《寄欧阳舍人书》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夏,曾巩奉父亲之命,写信请欧阳脩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脩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于次年即写此信致谢。
沛沛文章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自然。

沛沛第一段,文章内容结构上的“起”,叙写信之由。“去秋人还”,“人还”犹如说“墓志铭收到了”,交代之意,“蒙赐书”及撰“铭”,点明写信之由,“反复观诵”,侧面写出欧文之精采,及作者爱不释手的情景,“感与惭并”,写作者对欧阳脩的感激与敬佩口惭,弓l申为自愧弗如之意,显示着敬佩之情。起首赛事二十馀字,共四层意思,简洁精当,意蕴深长。
沛沛第二段,文章内容之“承”。本段承上文“撰铭之谢”展开,叙及撰写墓志铭的意义。作者在段首即概括了本段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以史作臂,把铭志的惫义浅显地表达出来。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史,实录善恶之行;铭,只书美善之德,有褒扬美善之义,故人恶则无铭志之撰;此其异。次言铭、史之同:社会作用相同,即替恶劝善的作用相同。“劝”,“勉励”之意。铭志,对好人是一种鼓励,美德得到彭显,流芳后世,死而无憾,活着的人,可以凭借铭志申达敬意,因此,铭志之撰,使好人,“勇于自立”;铭志,对坏人是一种警诫,一想起死后无善可述,就又愧又怕。这一段以史为臂,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替劝之道”。
沛沛三、四自然段,文章内容结构之“转”。前一部分写的是“古墓铭之美义”;这一部分,写“今墓铭之恶弊”及纠除弊害的条件。由美而及于恶,由古而及于今,内容是为一“转”,这一“转”,其实正是内容的又一纵深发展。
沛沛第三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不实”。文章从两个方面剖析了铭不得实的原因:一方面是请铭的人,一心要美誉显扬他们的亲长。于是就不根据事理本来面目撰铭,所以恶人也可以凭虚美夸粗于后世,另一方面是“立言者”,即撰铭之人,受人请托,倘写恶德,则有悖于人情,所以不得不为溢美之谥。其次,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传者盖少”,能传世的铭志很少。上至公卿,下至里巷之什,大家“莫不有铭”,鲜有流传者于世是何原因,作者一语破的:“托之非人,一修之非公与是”,撰写墓志铭的人,倘非正直有德之人,撰文亦不公止与正确,一派奉承阿谈之词,就不能行世而传后了。尽管今铭之恶弊,产生有“请托者”和“立言者”两方面的原因,但作者从文学家的角度剖析问题,还是重在立言者的责任方面,因此,在文字上,本段就立言者的论述,贯穿全段;而请托者只是数语带过:这种有详有略的文字处理,也使“立言者”的论题更加突出。
沛沛第四段,承上段“立言者”的论述,这一段特别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即是说,立言者一方面要有很高尚的道德修养;一方面,又要很有文采,擅写文章,第三段曾谈及今铭二弊:一是“不实”;一是“不传”。第四段针对“不实”之弊,提出“畜道德”;针对“不传”之弊,提出“能文章”;环环相扣,论述层次严谨、周密。作者在此段先总提出“畜道德而能文章”的论点。然后再按顺序分说“畜道德”与“能文章”。
沛沛“畜道德”,言道德修养对于文章识见的影响:一是,德者必不肯受托于恶人行滋美、虚美之撰;二是道德的修养能带助人区分现象与本质的复杂表现:社会上,有内心善良而行为却有不端之嫌者;有内心奸诈。外表却具善良之象者,有其行髻恶悬而难决者;有实大于名者;有名大于实者。事物如此纷纭复杂,唯有德之上才能具有德之识,独具慧眼,看透本质,不为表像迷惑。做出正确判断。唯有德之士,才能公正不阿。不殉私情。他们笔下的铭文,才具备“公与是”的标准。
沛沛论及“能文章”,曾巩认为,辞采不美,文章不会流传于世,只有“文章兼胜”才行二胜,佳妙之谓,“兼胜”,这是文章流传的条件。最后,又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作了小结。
沛沛这一小段叙述层次是:先总说——次分说——再总说,条理清楚,结构严谨。
沛沛第五、六两段,文章内容结构之“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舍人之身,盛誉欧阳脩“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脩赐铭之德。曾巩撰此文时,这两段未始不是文章的“重头”部分,作为感谢信,作者的感激与颂扬,正是文章的重点,所以文字笔墨也用了许多。但从鉴赏角度看,倒是前几段更重要。曾巩意在写一封感谢信;而如今曾巩的“墓志铭论”或“立言论”成了重点,因此,后两段简单介绍:一是曾巩盛誉欧阳脩“蓄道德”的问题:欧阳脩由于一贯坚决支持庆历新政,且文章锋芒毕露,如《朋党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遂深为保守派嫉恨,制造事端。京城流言四起,谏官钱明逸据此弹劝欧阳脩。指责他与甥女关系暖昧。《宋史·欧阳脩传》载:“邪党益忌脩,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欧阳脩身披污名,百口莫辩,曾巩在《上欧蔡书》中,仗义执言:“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夭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曾巩为此可以说是激愤到极点了,至于“废食与寝”。在这种背景下,曾巩特别推重欧阳脩的道德之贤,认为欧阳脩是“数百年而有”的德才兼具之士,这应视为是深有意味的,也是对流言的一种反击。
沛沛另外,曾巩盛誉欧阳脩之“道德文章”,是“数百年而有者”,说的也是实话,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韩、欧分别为唐宋两代文学运动的领袖,推动了两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并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说欧阳脩是中国文坛上“数百年而有者”。确实是句实在话,决不能视为一种吹捧。
沛沛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行文曲折。此文作为一封感谢信,起首并不言谢字,而是纡回曲折,慢慢道来。先论及古代撰写墓志铭的社会意义,在于褒扬美善;进而论及今之墓铭的流弊,即“不实”、“不传”;在论及流弊时,特别突出了立言人的作用,提出只有立言人“畜道德而能文章”,才能格守“公”与“是”的原则,才能“文章兼胜好,从而传世;既而,又言“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世代罕有,文章至此才推出欧阳脩来,盛誉欧阳脩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行者,是韶所谓数百年而有者”,并深致谢意,这才说到了感谢信的正题。文章由远及近,从古及今,由虑及实,从泛论而及于欧阳脩之身。曲径通幽,层层递进,正是这种“纡徐”之笔,把作者的感谢与敬佩,表达得酣畅淋漓。

《橙子》

沛沛家林香橙有两树,根缠铁钮淩坡陀。 鲜明百数见秋实,错缀众叶倾霜柯。 翠羽流苏出天仗,黄金戏毬相荡摩。 入苞岂数橘柚贱,芼鼎始足盐梅和。 江湖苦遭俗眼慢,禁籞尚觉凡木多。 谁能出口献天子,一致大树淩沧波。
沛沛

《赠黎安二生序》

沛沛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沛沛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余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沛沛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沛沛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沛沛赵郡苏轼,是我的同年朋友。他从四川写信到京师给我,称道四川的两位叫黎生和安生的年青人。不久,黎生携带了他的几十万字的文章,安生也携带了他的几千字的文章,不以为耻辱来拜访我。我读了他们的文章,的确是宽广雄壮、意味深长,善于照应,气势奔放,充分表达了事实和道理,而他们的才力豪放纵逸,好像没有尽头。二生固然可以算得是魁首、奇特和崛起的读书人,苏君因此也可以说是善于知晓人才的人了。
沛沛不久,黎生补缺江陵府的司法参军,将要走的时候,请我以言相赠。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在内心明白了,竟然还要相求我用言语从形式上来表述吗?”黎生说:“我和安生都学习这种骈文,同乡都讥笑我们,认为不切合实际。现在请求您赠言,拟将解除乡里人的疑惑。”我听了这些话,连自己都克制不住笑了。
沛沛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有谁比我更严重的吗?只知道相信古人,却不知道符合世俗;只知道记住圣贤之道,却不知道跟世俗要同流合污。这就是我现在还遭受困厄的缘故,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啊!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有谁比我更严重的吗?如今您的不切实际,仅仅是由于文章不接近世俗,是不切合实际中的小事罢了,担忧同乡讥笑。像我的不切合实际可就大了,假使你拿着我的文章归去,将要重重的得罪,难道只是被讥笑就为止吗?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对于你们将要说些什么呢?如果说我的不切合实际算好,
沛沛那么它的后患就是这样;如果说它不好,那么就可以符合世俗,必定违背古人,就要随同世俗,必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的疑惑,那么这样,必定能够选择而取其正确的途径。
沛沛于是,我书写这些话来赠送给两位,并给苏君看看,认为我们的话怎么样呢?

沛沛《赠黎安二生序》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安生和黎生一同学习古文运动所批判的骈文,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曾巩应黎生、安生之请,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
沛沛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去迎合世俗,放弃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沛沛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黎生和安生)的赠序。这篇赠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赞赏了黎生和安生的文章和其人;第二层,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第三,针对上述问题,阐明古与今、道与俗的矛盾,并以自己为例,激励二生要“信乎古”和“志乎道”,不要与世俗苟同。此序作者态度鲜明,说理精辟,层次清晰,侃侃而谈,文笔酣畅。
沛沛全文只三百七十馀字,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安生“数千言”的文章,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善荐才子,令作者感喟。
沛沛第二段紧接着便写赠言之故,并以“迂阔”为中心层层展开。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感触颇深,因其笑迂阔一语,即从“迂”字生情,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知志道而不知同俗,说似自嘲,实则自况,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而作者仍独善其身,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令人心领神会,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也绝不苟合世俗,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沛沛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沛沛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沛沛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却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明代的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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