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沛

沛沛

沛沛《墨池记》是北宋散文家曾巩的代表作品。文章从记叙墨池遗迹入手，紧密联系王羲之苦练书法的故事，着重阐明勤学苦练出才能的道理，勉励人们刻苦学习，提高道德修养，这就使得这篇短文超出了记叙古迹的范畴，成为一篇寓意深长的「劝学篇」。

沛沛《墨池记》是作者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是作者的一篇流传很广的作品。文章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寥寥数语，就将墨池的地理位置及来历，交代得清楚明白，饶有生趣。王盛题「晋王右军墨池」六字，并盛情邀约曾巩作记，就是为了借助贤人名声和遗迹，来显扬本土人文景观，宏扬本土文化意蕴。但是，曾巩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从而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技艺尚且如此，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应如此。
沛沛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但文中所说「深造道德」「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等等，体现了作者注意儒家道统的思想。文章也体现了作者讲求行文布局，叙事条理清楚的特点。首段叙述墨池的处所、形状和来历，可谓简而明。接着发为议论，先用揣测语气含糊认可「故迹」，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说明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并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最后说明写作缘由，并借「推王君之心」，提出「勉其学者」学习「仁人庄士」的写作目的。谈书法是「题中」之意，而谈「道德」，谈「仁人庄士之遗风」永垂后世，则属「题外」之意。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据理诲人，逐层深入，说理透辟而态度温和，颇见长者开导后生的儒雅气度。文章一面叙事，一面议论。借事立论，因小见大，言近旨远，十分切题。文中用了不少设问句，而实际意思是在肯定，因此话说得委婉含蓄，能引人深思。
沛沛全文仅有三段，第一段的开头，不求单刀直人，起笔扣题，而是着眼于整体，落墨于大处，表面上写的全是新城，没有一个字提到墨池，其实却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出墨池四周的地理环境，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全景镜头」。接着，作者收拢视线，缩小范围，由大及小，最后才突现出墨池。「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伯子《临川记》云也。」写到这里，题中「墨池」两字方才正式写出，又用「洼然而方以长」六个字，勾勒出墨池的外形特征，读者眼前顿时出现了墨池本身的「特写镜头」。这里应该提出的是：「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这一判断，是借古人苟伯子的口说出的，作者并不亲自道破，写法巧妙而富有情趣。传说中的王羲之的墨池，除了临川城东一处，此外还有多处，对于临川墨池的传说是否真实可靠，作者也仅仅是转述苟伯子的《临川记》的说法。之后用了「岂信然邪」这样一个设问句：难道这是真的吗？未加深论，这是作者写法的又一巧妙之处。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从地理位置、外形特点、得名缘由三个方面，扼要介绍了临川墨池的有关情况，给人留下了清晰的整体形象。行文曲折有致，构思精巧缜密，读来引人人胜。「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八个宁，说明了王羲之平时学书的刻苦专一，「费尽精力」，这就为下文的即事立论，提供了论据，埋下了伏笔。
沛沛写到这里，文章似乎可以顺势发展，进入议论了。可是作者并不急于要发表议论，而是在第二段的前半部分插进了一段回忆性的文字，追叙了王羲之的一段经历。前四句通过王羲之不愿为官而「极东方，出沧海」，到处游览的具体行动，刻画出他厌恶浑浊官场，喜爱山水名胜，追求自在闲适生活的清高品格，同时又为引出「自休于此」作好准备；后两句「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用设问推测的语气，指出他曾到过临川一带，也就是间接解释了临川城东为什么会留下墨池遗迹的原因，补充说明了临川墨池的来历。
沛沛经过对墨池位置、形状、来历等的简要介绍，完成层层铺垫之后，作者由叙述转到议论，从墨池遗迹而生发出一番富有哲理的精辟论述：「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这几句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这才能是勤学苦练得来的，决不是天生就有的。王羲之是杰出书法家，素有「书圣」美名。但据《晋书·王羲之传》所载，他的书法起初不比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喑高明，直到晚年才臻于精善，进人妙境。有一次庾翼见到他用草书写的一封信，不由得大为惊叹，认为可与「草圣」张芝争胜。这里所谓「羲之之书晚乃善」，指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作者紧紧抓住「晚乃善」三字，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这就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因而无须旁征博引，多费笔墨，只用三言两语，就顺理成章地作出了「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正确论断，语气委婉但又十分坚定。其论证之精警，文笔之简洁，在古代散文中也算得上乘。为使文意进一步向纵深开阔，作者接着又用「然」字引出下文：「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后来的人没有能赶得上王羲之的，莫非他们在学习方面所下的苦功不够吗？这样看来，在学习上下的苦功是不能少的呵！更何况要在道德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呢？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重点突出了一个「学」字。
沛沛然而作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又并非是单纯强调学习，在他看来，提高道德修养，尤其重要。于是段末又用「深造道德」的学习尤不可废。这里的「岂其学不如彼邪？」和「况欲深造道德者邪？」两个疑问句式，都是表示完全肯定的语气。文章第三部分，作者掉转笔锋，折回墨池本身，全文显得风回路转，波澜起伏。「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二句，是说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州学的校舍，这是补写墨池的现状，由此便自然引出了州学教授王盛索文的经过：「教授王君生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粤曰：‘原有记」恐其不章’的「章」是「昭彰」的「彰」的假借字，意思是显著、为人周知。「王右军」，王羲之曾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史称「王右军」。「楹」，就是房屋前面的柱了。「揭」，原意是揭示、高举，这里引申为悬托。州学教授王盛担心墨池来历不能广为人知，于是书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字，悬挂在楹柱之间，又对作者说，希望能写一篇「记」。这几句写出了王盛对王羲之的表彰之意，还交代了《墨池记》的写作缘起，文笔简洁之极。在这以后，文章分作两层，推究王盛这样做的用心。第一层是：「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意思是说：我推测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由于他喜爱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他埋没不闻，因而连他的遗迹也一并重视吗？这就是王盛仰慕王羲之而言；第二层是：「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大意就是：莫非又是想借推广王羲之的感人事迹，来勉励那些州学生吗？这一层是结合王盛的特殊身份，就勉励求学者而发的。两层意思全属推测之词，因而都没有设问口气，由此可见作者用笔精细，连微小之处也不轻易放过。「勉其学者」四字，一方面点出了王盛此举的苦心，同时也是作者「记」的深意所在；再就结构而言，又可看作是上文「学岂可少」这一全文主旨的具体阐发。在推测王盛心意、点明写作缘起的基础上，作者即事生情，再次发表议论说：「夫人之有一能而使风馀思」指流传下来的好作风好品德。「被于来世」指影响到后世。全文用「何如哉」三字作结非常妙，妙就妙在作者不把原意直接说破，而由读者自己去体味，这就产生了意在言外、馀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以「仁人庄士」的「遗风馀思」必将长期流传、产生深远影响作结，这对当时的学子文人，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同时收到了深化主题的艺术功效。
沛沛曾巩在文章中，重在「论」而不在「记」，这种写法似乎远离题目，游离中心。然而，作者马上将笔锋一收，说王盛教授约自己作记，意图可能就是要劝勉后学者应像王羲之一样勤勉于学，不言放弃。这样写来不仅拔高了王盛的思想境界，而且使前文的发挥都成了题中之言，旨中之语了。前文一纵，此处一收，充分展示了作者艺术构思题是何等圆润，何等紧密。最后一笔，更是激励后学者的劝勉之辞：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会受到后人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后人对品学兼优者会怎样呢？其意不言而喻。
沛沛从题目来看，《墨池记》属于记叙古迹的那类「记」体散文，但是作者并未停留于对古迹本身的烦琐记叙，而是充分发挥其长于说理的艺术才能，紧紧围绕墨池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一面记叙，一面议论，夹叙夹议，以议为主，无论记叙议论，都能挥洒自如。记叙部分既描写了新城的方位、地势、环境，又叙说了墨池的来历，还介绍了王羲之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理想情趣。生动别致，脉络分明。所有记叙文字，又只是作为引出议论的陪衬和发端。议论部分文笔精炼，逻辑性很强。例如，作者依据王羲之书法「晚乃善」的史实，只用一个「晚」字，便理由充足地说明了王羲之的精湛笔艺，是「精力自制」，「非天成」的道理。至于后世没有赶超过王羲之，也不是由于缺乏天才，而是「其学不如彼」，即主观努力不如他，所以最后的结论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学岂可少」上，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是刻苦学习的精神不能少。这样作者只须三言两语，便切中肯綮，收到点石成金之效；主旨一经点明，随即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了思索的馀地。全文通过记叙、议论的交替出现，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突出了勉人为学的鲜明主题，从而使得这篇「记」体散文，成为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说理小品。

沛沛《寄欧阳舍人书》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夏，曾巩奉父亲之命，写信请欧阳脩为已故的祖父曾致尧作一篇墓碑铭。当年，欧阳脩写好《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曾巩于次年即写此信致谢。
沛沛文章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自然。

沛沛第一段，文章内容结构上的“起”，叙写信之由。“去秋人还”，“人还”犹如说“墓志铭收到了”，交代之意，“蒙赐书”及撰“铭”，点明写信之由，“反复观诵”，侧面写出欧文之精采，及作者爱不释手的情景，“感与惭并”，写作者对欧阳脩的感激与敬佩口惭，弓l申为自愧弗如之意，显示着敬佩之情。起首赛事二十馀字，共四层意思，简洁精当，意蕴深长。
沛沛第二段，文章内容之“承”。本段承上文“撰铭之谢”展开，叙及撰写墓志铭的意义。作者在段首即概括了本段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以史作臂，把铭志的惫义浅显地表达出来。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史，实录善恶之行；铭，只书美善之德，有褒扬美善之义，故人恶则无铭志之撰；此其异。次言铭、史之同：社会作用相同，即替恶劝善的作用相同。“劝”，“勉励”之意。铭志，对好人是一种鼓励，美德得到彭显，流芳后世，死而无憾，活着的人，可以凭借铭志申达敬意，因此，铭志之撰，使好人，“勇于自立”；铭志，对坏人是一种警诫，一想起死后无善可述，就又愧又怕。这一段以史为臂，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替劝之道”。
沛沛三、四自然段，文章内容结构之“转”。前一部分写的是“古墓铭之美义”；这一部分，写“今墓铭之恶弊”及纠除弊害的条件。由美而及于恶，由古而及于今，内容是为一“转”，这一“转”，其实正是内容的又一纵深发展。
沛沛第三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不实”。文章从两个方面剖析了铭不得实的原因：一方面是请铭的人，一心要美誉显扬他们的亲长。于是就不根据事理本来面目撰铭，所以恶人也可以凭虚美夸粗于后世，另一方面是“立言者”，即撰铭之人，受人请托，倘写恶德，则有悖于人情，所以不得不为溢美之谥。其次，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传者盖少”，能传世的铭志很少。上至公卿，下至里巷之什，大家“莫不有铭”，鲜有流传者于世是何原因，作者一语破的：“托之非人，一修之非公与是”，撰写墓志铭的人，倘非正直有德之人，撰文亦不公止与正确，一派奉承阿谈之词，就不能行世而传后了。尽管今铭之恶弊，产生有“请托者”和“立言者”两方面的原因，但作者从文学家的角度剖析问题，还是重在立言者的责任方面，因此，在文字上，本段就立言者的论述，贯穿全段；而请托者只是数语带过：这种有详有略的文字处理，也使“立言者”的论题更加突出。
沛沛第四段，承上段“立言者”的论述，这一段特别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即是说，立言者一方面要有很高尚的道德修养；一方面，又要很有文采，擅写文章，第三段曾谈及今铭二弊：一是“不实”；一是“不传”。第四段针对“不实”之弊，提出“畜道德”；针对“不传”之弊，提出“能文章”；环环相扣，论述层次严谨、周密。作者在此段先总提出“畜道德而能文章”的论点。然后再按顺序分说“畜道德”与“能文章”。
沛沛“畜道德”，言道德修养对于文章识见的影响：一是，德者必不肯受托于恶人行滋美、虚美之撰；二是道德的修养能带助人区分现象与本质的复杂表现：社会上，有内心善良而行为却有不端之嫌者；有内心奸诈。外表却具善良之象者，有其行髻恶悬而难决者；有实大于名者；有名大于实者。事物如此纷纭复杂，唯有德之上才能具有德之识，独具慧眼，看透本质，不为表像迷惑。做出正确判断。唯有德之士，才能公正不阿。不殉私情。他们笔下的铭文，才具备“公与是”的标准。
沛沛论及“能文章”，曾巩认为，辞采不美，文章不会流传于世，只有“文章兼胜”才行二胜，佳妙之谓，“兼胜”，这是文章流传的条件。最后，又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作了小结。
沛沛这一小段叙述层次是：先总说——次分说——再总说，条理清楚，结构严谨。
沛沛第五、六两段，文章内容结构之“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舍人之身，盛誉欧阳脩“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脩赐铭之德。曾巩撰此文时，这两段未始不是文章的“重头”部分，作为感谢信，作者的感激与颂扬，正是文章的重点，所以文字笔墨也用了许多。但从鉴赏角度看，倒是前几段更重要。曾巩意在写一封感谢信；而如今曾巩的“墓志铭论”或“立言论”成了重点，因此，后两段简单介绍：一是曾巩盛誉欧阳脩“蓄道德”的问题：欧阳脩由于一贯坚决支持庆历新政，且文章锋芒毕露，如《朋党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遂深为保守派嫉恨，制造事端。京城流言四起，谏官钱明逸据此弹劝欧阳脩。指责他与甥女关系暖昧。《宋史·欧阳脩传》载：“邪党益忌脩，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欧阳脩身披污名，百口莫辩，曾巩在《上欧蔡书》中，仗义执言：“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夭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曾巩为此可以说是激愤到极点了，至于“废食与寝”。在这种背景下，曾巩特别推重欧阳脩的道德之贤，认为欧阳脩是“数百年而有”的德才兼具之士，这应视为是深有意味的，也是对流言的一种反击。
沛沛另外，曾巩盛誉欧阳脩之“道德文章”，是“数百年而有者”，说的也是实话，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韩、欧分别为唐宋两代文学运动的领袖，推动了两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并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说欧阳脩是中国文坛上“数百年而有者”。确实是句实在话，决不能视为一种吹捧。
沛沛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行文曲折。此文作为一封感谢信，起首并不言谢字，而是纡回曲折，慢慢道来。先论及古代撰写墓志铭的社会意义，在于褒扬美善；进而论及今之墓铭的流弊，即“不实”、“不传”；在论及流弊时，特别突出了立言人的作用，提出只有立言人“畜道德而能文章”，才能格守“公”与“是”的原则，才能“文章兼胜好，从而传世；既而，又言“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世代罕有，文章至此才推出欧阳脩来，盛誉欧阳脩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行者，是韶所谓数百年而有者”，并深致谢意，这才说到了感谢信的正题。文章由远及近，从古及今，由虑及实，从泛论而及于欧阳脩之身。曲径通幽，层层递进，正是这种“纡徐”之笔，把作者的感谢与敬佩，表达得酣畅淋漓。

沛沛

沛沛

沛沛《赠黎安二生序》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安生和黎生一同学习古文运动所批判的骈文，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曾巩应黎生、安生之请，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
沛沛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去迎合世俗，放弃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沛沛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黎生和安生）的赠序。这篇赠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赞赏了黎生和安生的文章和其人；第二层，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第三，针对上述问题，阐明古与今、道与俗的矛盾，并以自己为例，激励二生要“信乎古”和“志乎道”，不要与世俗苟同。此序作者态度鲜明，说理精辟，层次清晰，侃侃而谈，文笔酣畅。
沛沛全文只三百七十馀字，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安生“数千言”的文章，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善荐才子，令作者感喟。
沛沛第二段紧接着便写赠言之故，并以“迂阔”为中心层层展开。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感触颇深，因其笑迂阔一语，即从“迂”字生情，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知志道而不知同俗，说似自嘲，实则自况，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而作者仍独善其身，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令人心领神会，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也绝不苟合世俗，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沛沛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沛沛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沛沛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却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明代的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