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沛《永某氏之鼠》是《三戒》中的第三篇。本文将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醜类。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依仗权势的小人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下场。凡是害人的东西，即使一时可以找到“保护伞”，但这种庇护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还是没有好下场。对待坏人坏事，决不能姑息，不是妥协，而是要勇敢面对，坚决予以打击。

沛沛

沛沛《黔之驴》是《三戒》中的第二篇。本文旨在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又可知本文所讽刺的是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就一定能战而胜之。

沛沛《黔之驴》是我国一篇著名的古典寓言。开头是这样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作者首先从故事發生的地区环境写起。“黔”，是唐代当时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又叫黔中道，包括今天湖南西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贵州北部一带。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无驴”，从来没有过驴子。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就不会出现后面老虎被驴一时迷惑的情节，因此也就不会發生后面这样的故事。“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有一个没事找事的人用船运去了一头驴。这一句紧紧承接着“黔无驴”三个字而来，交代了寓言中的主要角色驴的来历——原来它是一个外来户。“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运到以后，派不上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养到山脚下。这两句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说运驴的人是一个“好事者”，而且也很巧妙地把这个“好事者”一笔撇开——因为他同后面的情节没有关系——从而为下文集中描写寓言中的主要角色准备了方便条件。
沛沛随着驴被“放山下”，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中的另一角色虎的出场就很自然了：
沛沛“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沛沛这一段主要写虎见到驴以后的心理状态。“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看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神物。这是虎对驴的最初印象和认识。由于寓言一开头就交代了“黔无驴”，谁也没有见过，因此老虎少见多怪，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于是，“蔽林间窥之”，它就躲藏到树林里，偷偷地盯着驴子。这里，一个“蔽”字，充分写出了老虎在“以为神”的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一个“窥”字，又说明了作为兽中之王的老虎虽怕但并不甘心、亟想摸清对方底细的心理活动，从而孕育了后面情节的必然發展。“稍出近之”，后来老虎又慢慢走出来向驴靠近些。这是对老虎并不甘心、打算摸底的心理的进一步揭示。“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两句，不仅写出了老虎行动的连续和發展——由迅速离开驴子的“蔽”，到立定脚跟的“窥”，再到走出树林、走向驴子的“近”——而且初步地揭示了老虎一心要认识这个“庞然大物”的决心。不过这里的“近”，并不是说同驴已经靠得很近了，只是指略微缩短了一点同驴的距离罢了；因为这时老虎对驴还是“慭慭然莫相知”，小心谨慎，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慭慭然”，谨慎害怕的样子。由于“莫相知”，自然“慭慭然”；而由于“慭慭然”，当然也就只能“稍出近之”了。这里“莫相知”三字，既有承上的作用，说明老虎产生“慭慭然”不安心理和采取“稍出近之”谨慎行动的原因；又有启下的作用，交代了后面情节演进的根据。“他日”，有一天。这是寄全于一的笔法，说明老虎为了改变自己“莫相知”的状况，对驴观察已经不止一天了。由此也可见其决心。然而认识并未取得进展，仍然停留在“以为神”的阶段。所以“驴一鸣”，驴子吼叫一声，“虎大骇，远遁”，老虎大吃一惊，逃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远遁”呢？“以为且噬己也”，因为老虎认为驴子要吃掉自己，所以“甚恐”，非常恐惧。“以为且噬己也”，点明了“甚恐”的实质；而“甚恐”，又为老虎后来识破驴子的真面目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进行了铺垫。
沛沛这一节写老虎的心理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怕”字，但时起时伏，非常生动。“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畏惧之心突然而起；“蔽林间”，可见害怕得还很厉害，纵是兽中之王，也不敢露面；“窥之”，虽害怕得很，但惊魂初定；“稍出近之”，说明畏惧心理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仍然小心翼翼；“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甚恐”，畏惧之心又一下子达到了高潮。而所有这些变化又无不围绕着“以为神”的思想认识。
沛沛然而老虎“远遁”，会不会一走了之呢？如果这样，情节又将如何發展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从虎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虽怕驴但并不甘心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不会一走了之的。事实正是这样，虎不但没有逃之夭夭，而且很快就看穿了驴子的假象；不仅逐渐消除了畏驴之心，甚至慢慢产生了吃驴之意：　　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沛沛这一节主要写虎对驴认识的深入。“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然而通过来回观察，觉得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这是虎对驴“神”的形象怀疑的开始。这里的一个“然”字，非常有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语气的转折，而且也是虎由怕驴到逐渐认清驴的本质并最后把驴吃掉的整个情节的转折。“往来”，说明老虎的观察是多么细心和频繁。因而“觉无异能者”，并进而“益习其声”，对驴的吼叫声也逐渐习惯了。心理上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更加大胆，于是，“又近出前后”，进一步到驴子的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注意，这里的“近”，比“稍出近之”的“近”，又进了一步，是逼近的意思，充分反映了老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那么，既然认为驴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为什么“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上去抓取它呢？这是因为老虎对驴的底细尚未彻底摸清的缘故。——虽然“觉无异能者”，但驴子的“无异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罢了，实际情况如何，谁又知道！一个“终”字，把老虎慎重对敌、不敢贸然行事的思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一个“搏”字，又把老虎围绕驴子煞费苦心的全部目的披露无遗，从而为后面的吃驴情节作了伏笔。
沛沛这一节写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活动，尽管归结为“终不敢搏”，仍有怕的意味，但与开始的怕不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以前的怕，是担心自己被对手吃掉的恐惧；怕，只不过是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吃掉对方的顾虑而已。所以，“终不敢搏”，既说明了老虎对驴的认识由“以为神”到“觉无异能者”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了它对驴的彻底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沛沛那么后来，虎是怎样取得了对驴的彻底认识并终于消除了顾虑的呢？
沛沛“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
沛沛这一节写虎对驴认识的最后完成。为了彻底摸清驴的底细，改变自己“终不敢搏”的心理，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活动。首先，“稍近”，慢慢靠拢驴子。注意，这里的“近”，比“近出前后”的“近”，又进了一步，说明虎已经非常贴近驴子了。“稍近”之后，“益狎”，越来越轻佻起来——这是对驴进行戏弄；进而又“荡倚冲冒”，摇摇它，靠着它，撞击它，甚至扒着它的脊背（“冒”，古代同衣帽的“帽”，覆盖的意思）——这是对驴进行挑逗。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虎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通过它得寸进尺、逐步發展的行动，还可以察知它大胆而谨慎、既藐视对方又重视敌手的思想。由“近出前后”的观察到“稍近”的试探，已经大胆了，但这毕竟只是距离的逼近；见对方没有反应，才进而由“稍近”的试探到“益狎”的戏弄，但这毕竟只是态度上的不恭；见对方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才由态度上的“益狎”到动作上的“荡倚冲冒”。看到虎越来越无理和放肆，“驴不胜怒，蹄之”，驴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就踢了虎。这一下驴在虎的面前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所以，“虎因喜”，老虎因而非常高兴。显然，它是在为自己终于摸清了对手的老底——最大能耐不过一“蹄”而已——而在窃窃自喜。然而尽管如此，虎在下最后结论之前，还得要“计之”，在心里掂掇掂掇。掂掇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还有更厉害的招儿没有使出来呢？想了想，不可能；因为自己对它“荡倚冲冒”，已经使它到了“不胜怒”的程度了，盛怒之下，不顾一切，哪里还能保留一手呢？一个“计”字，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了虎对陌生之敌的格外重视。经过审慎地“计之”以后，才“曰：‘技止此耳’”，说：它的本领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罢了。
沛沛到这里，虎已经把驴的本质彻底揭穿了。随着它对驴的认识的最后完成，“终不敢搏”的心理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沛沛于是虎大吼一声，腾空扑去，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心满意足而去。这一小节写驴终于葬身虎腹的下场，尽管情节非常简单，只有“吃驴”两字，但作者写起来并没有简单化。吃驴之前，先写虎“跳踉大”，大發威风，用足令百兽魂飞魄散的一吼一纵震摄住对方，让它乖乖就范；吃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尽其肉”，而是先“断其喉”，击其要害，使其毙命，然后大嚼大吃，一啖而光。这样描写，既生动而具体，又说明了慎重对敌的老虎是多么机警和精明。
沛沛以上，是寓言的故事情节。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否觉得黔驴可悲呢？然而它又可悲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从这里应该获得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未来得及考虑。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的议论和感叹吧：
沛沛“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沛沛这一节正面写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唉！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这里，言外之意是说，形虽庞而无德，声虽宏而无能，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第一可悲之处。“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当初如果不拿出那么一点可怜的本领，虎虽然凶猛，但因疑虑、畏惧，始终不敢吃掉它。这里，言外之意是说，驴既不知自己无能，更不知敌手强大，轻举妄动，终于落了个被“断喉”“尽肉”的下场，这是第二可悲之处。以上，作者用言外之意的议论指出黔驴的可悲，虽然辛辣但还比较委婉；篇末用感叹指出它的可悲，就直截了当了：“今若是焉，悲夫！”如今是这样，真可悲！显然，“今若是焉”，正是指前面言外之意的两层议论，既包括“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的意思，更包括“今出其技”、自取灭亡的意思。所以，作者發出“悲夫”的深沉长叹。
沛沛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之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之”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之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發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因此，也许有的人要问：这是否有点“文不对题”呢？既然重点写虎，为什么不命题叫“黔之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什么，作者创作这篇寓言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黔之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所谓“三戒”，就是应该引起世人警戒的三件事。《黔之驴》就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毫无自知之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能不是他的写作动机了。这一点，从寓言末尾作者的议论、感叹和《三戒》文前的小序当中都可以得到说明。显然，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之，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之为“虎”了。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对寓言本意的引申和發挥，不是原作的本来意思。
沛沛然而，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之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之”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之”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之举，不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又是什么呢？人们都把驴作为愚蠢的代名词，看来同它在这篇寓言里的鲜明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沛沛总之，柳宗元的《黔之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难怪它千古传诵成为我国文苑里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

沛沛

沛沛

沛沛

沛沛地处南国的永州，盛夏确实酷热，白天尤甚。诗的首句，直白与细描并用，交代了夏昼的气候特点：“溽暑”，既潮湿，又闷热，这与北方迥然不同。“醉如酒”，形象地状写出了人们的难熬溽暑之态。由于湿度大，温度高，自然憋闷难禁，体力不支，心烦意懒，疲惫欲睡。这一句话张力颇大，叙事、抒情和寄慨，均由此而生发。
沛沛接下三句，写诗人夏昼的闲逸生活。
沛沛第二句紧承前脉，并与首句构成因果关系。溽暑难档，就打开北边的窗户，以透进丝丝凉意；困乏不堪，俯倚几案就酣然大睡，而且睡得既香且久。在这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无一觞一咏之乐，但能身舒神爽，逸兴遄飞，岂不快哉！三四句写诗人中午醒来，万籁俱寂，只听见隔着竹林的那边，有山村的儿童敲茶臼的声音。静，它作为一种存在，要有恰当的表现形式，常用的形式是借声显静，如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用对立两极的事物互为衬托，展现了一种静中之动、动中显静的自然景观。而这首诗中以有声写无声，衬托出夏日中午环境的分外幽静，从而在极端偏僻、极端孤寂的境界中，微微透露出一点空灵生动的契机。
沛沛诗人写闲逸的生活，写幽静的心境，反映了他在沉重压抑中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怀才遭谤，处境孤立，久贬不迁，而今是良马羁于厩内，猛虎囚禁柙中，因此对悠闲自在的生活十分向往。诗人的这一苦衷却常常被一些帮闲文人画匠所歪曲，如《江雪》这一著名五绝，后来的某些画家竟屡屡以诗中情景为题材绘成《寒江钓雪图》，把渔家生活描绘成闲情逸致，飘飘欲仙，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现实。对此，明代的孙承宗曾作《渔家》诗为其翻案：“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画家不识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真是有理有据，深中肯綮。
沛沛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是写诗人夏日闲逸中的谐趣，若作深一层透视，我们就不难发现：官与黎民，仅咫尺之隔，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盛夏的中午，烈焰腾空，山童不避溽暑正在忙着制作新茶，而他们的父母又在哪里呢？不妨听听与柳宗元同一时代的两位诗人的陈诉：
沛沛白居易《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无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沛沛李绅《锄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沛沛由此可见，诗人笔下的一幅闲适图，融合着多少平民的辛酸泪！
沛沛在这首诗中，诗人以自己夏日的舒适安逸作为切入点，用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委婉地揭示了两个阶级的尖锐对立，可谓立意高深。其结句信手拈来，却言外见意，蕴含着对世态炎凉的无限感愤，凝结着诗人关心民瘼的真情。曲终奏雅，韵味无穷。

沛沛

沛沛本诗更象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象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我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沛沛《愚溪诗序》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是借述愚溪而对自我的写照，表达自己济世之愿不能实现的满腔孤愤郁结。

沛沛第一段叙述愚溪的地形位置以及它的名字之由来。前者的笔墨十分简约，十三字，仅只说有条小溪位于灌水北面，向东流入潇水。后者首先引述了两种传说。一种说，这条小溪由于冉姓人家曾居于此，故名“冉溪”，一种说，由于它具有染东西的功能，故名“染溪”。然后笔锋一转，正面叙述作者所以命名它为愚溪的道理。由于他因瓜而获罪，因罪面遭贬，因贬面爱此溪，又因爱此溪而择其风景绝佳处筑室而居。进而联想到古代有个“愚公谷”，如今作者居家于此溪之上，而当地土居对于它的名字则莫衷一是，作者才不得已而为之，素性更名为“愚溪”。此段文字乃扣题之笔，所以作者才不吝笔墨，详加叙述。古有“愚谷”，今有“愚溪”，均以人愚而得名。一谷，一溪，一古一今，皆以愚名，遥相对应—作者以此申明自己以愚命溪并非杜撰。所以此笔绝非赘文闲墨，更非故作高深掉书袋；惟因有了这一笔才使文章显得跌宕有致，耐人玩味。从章法上看，这一节的收尾解决了篇首的两个“或曰”的争端，这样题目中的“愚溪”二字就交代完满了。
沛沛第二段以愚溪为中心，写出“八愚”的名字。这一段前面全用叙事，“为愚”重复了七次，很容易产生单调重复的感觉，但作者的叙述，采用有详有略，或连或断的处理方法，消去了重复乏味，反而重复有趣。本来这一节叙述插不进抒情和议论，而结尾却说：“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表明所谓“八愚”却大有美景、不可忽视。“以予故，咸以愚辱焉”说明称之为愚，是名实不符，是对山水的侮辱。由水受辱的根源是“以予故”，这三个字中酸辛多多。所以，这一节结尾几句表面是为“愚溪”等鸣不平，实际是为自己抒愤慰。从章法上说是“扬”溪，为下面的“抑”起波洲。
沛沛第三段忽起一大跌宕。先是设问自答，说明“水”（自然包括溪水）虽为智者所喜爱，但却可以“辱而愚之”的原因：适类于余。“抵”：水中高地。这里，作者把溪之愚与余之愚相比，以为二者互为伯仲，因而把前文中溪以己而受愚辱的结论推翻。这是这一部分中的第一处跌宕之笔。然后，作者又把己之愚与两位古人之愚相比，得出的结论是己之愚是真愚，古人之愚乃假愚，但是天下人都不能给这条愚溪另外再起名字，就是由于它的名宇乃是“余”这个货真价实的愚人所起的缘故。这是又一层跌宕，即为方才对于愚溪的那些非议徽词作了翻案文章。这里的层层跌宕之笔，表面看去，仿佛是作者故惫而为之的曲笔、俏笔，实际是他遭受贬滴以后矛盾、痛苦心理的自然表露。这从此文的级后一部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最后一句“适类于予”。就自然过渡到第说自己。“辱而愚之，可也”是溪我双关语。本来应该数落自己了，却又引出“宁武子”和“颜子”来陪衬，这在暗中为自已占地步：“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是牢骚语，也有自负的意思，不能轻轻放过。表面上仍然归到“溪溪”之名上，“予得专而名焉”，和第一节相应。
沛沛最后一段是全文的高潮，前面抑扬反复，千回百折，都是为这一节服务，从抑到扬，也是先从溪和人两方面说，然后合而为一。“溪虽”一层从上文的贬溪转入赞溪，“善鉴万类”言其用，“清莹秀澈”言其质，“锵呜金石”言其声，明着赞溪。写出文人的胸无尘滓、笔于造化的特色。“能使愚者”一句由溪到人，转换自然。“予虽”句由上文的自贬转入自赞，中间的“亦”字是细密处，与此段赞溪几句话相应。几句讲自己文墨的造诣，“漱涤万物”，窗其精深；“牢笼百态”，言其广博。最后一层将己与溪合说。“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多而莫我知也”，这几句是全文最得意处，好像天地之间只有己与溪化而为一。散文到得意处，往在夹几句韵语，柳文中也常见这种情况，这表示感情激动到了高潮，但在得意之中着“寂多而莫我知”一句，上应“不合于俗”“违于理，悖于事”“予以愚触罪分等语，一种废弃之牢骚自然流露。这几句可以和《始得西山宴游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境界和情趣是一致的。“于是”一句表明题中的“诗序”二字。

沛沛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公元755年安禄山之乱后，中央政权与藩镇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人民加重赋税。史书记载：中唐赋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两税外，加征种种苛税。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灾，无疑雪上加霜，他们纷纷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
沛沛柳宗元在唐顺宗时期，参与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因反对派的强烈反抗，革新运动一百四十多天后失败，顺宗退位，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的十年期间，柳宗元大量地接触下层，目睹当地人民“非死则徙尔”的悲惨景象，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借此体察民情，推行善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听到有蒋氏者“专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进步的思想和身边的素材构思了这篇《捕蛇者说》，以“贬时弊与抒孤愤”。
沛沛本文抓住蛇毒与苛政之毒的联系，巧用对比，通过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文章笔锋犀利，文情并茂，堪称散文中的杰作。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颂。

沛沛揭露现实
沛沛《捕蛇者说》揭露了当时“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的社会现实。文章由异蛇引出异事，由异事导出异理，即由蛇、征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说依次刻画描写，以蛇毒与赋敛之毒相对举而成文。叙事开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议。全文先事后理、因前果后，处处设比，文风委婉曲折，波澜纵横，脉络清晰，层层递进。
沛沛
沛沛内容索引
沛沛内容结构上，作者以“蛇”为线索，步步深入地展开文字。全文以蛇开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产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说的顺序步步递进，最后得出结论。虽然题为“捕蛇者说”，却不径从蒋氏叙起，而从“永州之野产异蛇”下笔。
沛沛
沛沛笔锋奇异
沛沛写蛇，饰之以“异”，使人醒目动心，便于为下文决口导流。写蛇之“异”，由外及内，从形到质。写性之异，一为有剧毒：“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尽死”、“无御”极言蛇毒之烈。一为大利：可以去毒疗疮治病。
沛沛写性异，分出相对立的大毒大利两支，再以“赋”将这两支纽结起来。因有大利，才会造成“太医以王命聚之”。蛇能治病，为医家所重，为太医所重，更见其功效之大。正因为被皇家的医官重视，才会“以王命聚之”。“王命聚之”，不仅说明蛇有大用，也反映了蛇有剧毒，一般地求之不得，买之不能，非以最高权力的“王命”不可。
沛沛可是，虽令出于帝王，也不过“岁赋其二”，仍然不容易得到，这更显示了人们害怕毒蛇的程度。正因为皇家既要蛇，又不易得到蛇，才迫使官府采取“当其租入”的办法。
沛沛租，是王室赖以活命之本；蛇，乃王室借以保命之物。纳租，属于王事；征蛇，出于王命。由于蛇和租在王家的利益上一致，这才出现了“当其租入”的措施，将两种本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结起来。这一联结，也就为永州人冒死捕蛇埋上了伏线，为将蛇毒与赋毒比较立下了伏笔。
沛沛
沛沛写作艺术
沛沛由异蛇引出异事，由异事导出异理——由蛇写到捕蛇，由捕蛇者写到捕蛇者说，先事后理，因前果后，脉络清晰，层层递进。作者以“蛇毒”为陪衬，通过反复对比揭示主题。
沛沛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善用衬托与对比以突出重点；表达方式以叙事为主，辅以议论点明中心，以抒情强化感染力。
沛沛
沛沛写作梗概
沛沛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沛沛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沛沛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沛沛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沛沛第三部分即文章结尾段，是议论和抒情的完美结合。作者听完蒋氏的话后，深受震动。引用孔子的话可谓恰到好处，由“苛政猛于虎”类推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乎”这一结论，并且用“蛇毒”衬托“赋毒”。“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则是作者写作此文的根本目的。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无奈：自己如今位卑权轻，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那些视察民风的封建官员。卒章显志的同时也增强了文章情感上的感染力，读来令人倍感愤懑。
沛沛蒋氏的这番话，继续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亲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亲们的惊恐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
沛沛文章从多角度进行对比，从各层面揭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死亡与生存的对比：文章以其乡邻60年来由于苛赋之迫而“非死则徙”的遭遇与蒋氏“以捕蛇独存”的状况作对比，触目惊心地表明“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乡邻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蒋氏“一岁之犯死者二焉”。诸多对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题。

沛沛此首诗为诗人被贬永州时所作，约写于元和元年（806年）。当时，柳宗元住永州龙兴寺。龙兴寺在城南，住持僧为重巽，坐禅于龙兴寺净土院，与往在龙兴寺西厢的柳宗元相邻。由于重巽是楚之南的“善言佛者”，故称其为“超师”。柳宗元于永州好佛求其道，主要是拜重巽为师，或请其讲“佛道”，或到净土院读佛经。
沛沛此诗写出晨读禅经的情景和感受，曲折地表达了埋藏在心底的抑郁之情，抒发了诗人的哲学见解。前半部写诗人到禅院读经，指责世人追逐的乃是那些荒诞的事情，而不去了解佛经的真正含义。后半部写他认为佛家的精义与儒家之道有相通之处，但如何修养本性，却难以精熟。然而，他对禅院的清静幽雅却流连玩赏。全诗描写了习禅的心境，以及深得禅趣那种轻松、愉悦、闲适的心态。

沛沛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沛沛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沛沛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柳宗元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有所不同。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他自己最终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沛沛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前四句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结尾二句意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
沛沛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生动表现了诗人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营造了一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沛沛《桐叶封弟辨》是唐朝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议论文。该文通过评论“桐叶封弟”这个故事，批评了所为“天子无戏言”的谬说，表达了柳宗元对“君权无上”的怀疑和否定。柳宗元还用桐叶封妇人和宦官的假设，影射了唐朝宦官专权的腐败政治，表达了革新朝政的愿望。

沛沛文章开篇引述“古之传者”的话，树立辩驳目标，接着用“吾意不然”四字扳转文意，对其谬误分三层加以辩驳。第一层，第二层，先用“当封”和“不当封”两个设问句领起，从正反两个方面指出：如果当封叔虞，周公就应及时言于成王，而不应等到他开玩笑时才去促成其事；如果不当封叔虞，周公此举便使成王把一句不合适的戏言变成了事实，他就算不得“圣”。第三层用一“且”字将文意向前推进一步，针对周公“王之言不可苛”的说法，再次用诘问与其单刀直入：假若成王用桐叶与妇人、宦官开玩笑，难道也要“举而从之”吗？
沛沛三层意思，两次转折，句句摧心破的，击中要害，令人心服口服，无从置喙；而后笔锋由反转正，由驳而立，堂堂正正地推出中心论点：“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这就是说，事关国家政治的大计，关键在于它是否得当；倘若不得当，就需要多次更改，最终使之尽善尽美、不可移易。
沛沛文意至此，已水落石出，是非判然，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作者却荡开一笔，复用“吾意”二字领起，从三个层面为此事非周公所为作正面辨析，遂使下文又生波澜。作者先从臣下辅君之道说起，认为周公一定不会去曲己迎合王意；继以牛马为喻，说周公应懂得“急则败矣”的道理，因而也不会给成王施加压力；最后以人之常情作比，说即使家庭父子间也不能以戏言相互约束，君臣之间更是不可以了。在作了这样几层推论之后，作者断定：此事非周公所为，“古之传者”所言不可信。
沛沛末段用“或曰”引出“史佚成之”的他说，为上文所论作一旁证，看似闲笔，却遥应篇首，巧结全文，使之神完气足，馀味悠然。

沛沛本文选自《柳河东集》。梓人指木工，建筑工匠。本文讲述了有木匠来敲翡封叔家宅的门，希望租间空屋子居住，用替屋主人服役来代替房租的故事。

沛沛本文作者通过一个梓人“善度材”，“善用众工”的故事，生动形象而又合理自然地阐明了当宰相治理国家的道理。“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梓人的“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与宰相的“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异曲同工！文中引用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有现实积极意念。

沛沛《段太尉逸事状》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叙事严谨、写人生动的传记文。作者选取段太尉一生中勇服朔方将领郭晞、仁愧焦令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表现了人物外柔内刚、勇毅见于平易的个性特征，刻画了一位封建时代正直官吏的形象。全文不着一句议论，纯用冷静从容的写实手法，在客观的叙述中隐含着深沉的歌颂之情。

沛沛此文作于唐宪宗元和九年柳宗元贬居永州时，是作者给当时在史馆任职的韩愈修史作参考的。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谈了其写作动因：“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难在军中，其处心未尝亏侧，其莅事无一不可纪。会在下名未达，以故不闻，非直以一时取笏为谅（信）也。”很明显，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要辩证正当时一些人对段秀实为人的曲解。事情要追溯到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部队在京师哗变，德宗仓皇出奔，原卢龙节度使朱泚被叛军拥立为帝。段秀实在朝中，一次被召议事之时，他突然用笏猛击朱泚的头部，同时唾面大骂朱泚“狂贼”，终被杀害。柳宗元对段秀实的忠勇行为深表敬仰。然而朝中也有人散布流言，说段秀实的这一举动是“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柳宗元听后极为愤慨。他深知其为人一贯刚直，“遇不可，必达其志”。为了让人们了解段秀实，作者取其生平逸事三则，经恰当剪裁组织，生动描写，鲜明渲染，说明段秀实的刚勇是出自其性格之必然，从而使流言不攻自破。
沛沛此文取材于真人真事，作者通过三件逸事，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关心人民，临财而不苟取的封建时代正直官吏的形象，同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丑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
沛沛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郭晞士卒岂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不料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为什么要写这一情节呢？掩卷细想，却又不难理解，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沛沛第二段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沛沛第三段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沛沛上述三则逸事，發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沛沛第四段交代写作本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
沛沛此文在结构上也颇具匠心。所记逸事的开头，作者都写明了事件發生的时间。按顺序，“仁愧焦令谌”之事应在“勇服郭晞”之事前，作者将它移后，把“勇服郭晞”提前来写，其好处是能充分体现写作主旨。因作者要反击小人诽谤段秀实以笏击泚是“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的流言，就一定要强调他“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的本质，而“勇服郭晞”最能说明这一点。另外，这种先后倒叙也符合读者的欣赏心理。作者先写剑拔弩张的气氛和激烈的场面，能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印象。然后写段秀实性格中仁信爱民的一面，对百姓的和好眷眷之意，文势跌宕起伏，布局富有变化。这样安排，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本文的另一显著特色是，全文不着一句议论，寓情于事，以形传神，繁简得当。作者在行文中不感情用事，完全让事实和形象说话，他精心选取了段秀实生活中的三则逸事，繁简得当。“勇服郭晞”一事，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写其事件的起因、發展、高潮、结局、余音，充分展示了段秀实的刚勇个性。诣营陈辞是这则事件的高潮，叙写尤为详细，令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仁愧焦令谌”一事，作者为展示段秀实的仁心爱民的品质，在描述其为被打成重伤的农者洗血、裹疮、注药、哺食、卖马、偿谷，不避琐细。而“节显治事堂”，作者笔墨简略，用的是以简代繁的手法，叙事行文虽寥寥数语，然而由于能抓住主要环节，收到了见微知著的效果，人物的识见和气节仍光彩逼人。

沛沛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被贬到永州担任司马。到永州后，其母病故，王叔文被处死，他自己也不断受到统治者的诽谤和攻击，心情压抑。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这漫长的戴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此文为《永州八记》的第一篇，记叙了作者发现和宴游西山的经过，描写了西山的怪特，抒发了对怀才不遇愤懑和现实丑恶的无奈之情。

沛沛这篇文章它的立意也好，布局也好，都和题目「始得」二字有密切关系。全文五次或明或暗点出「始得」之意。文章内容是写发现并且宴游的经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受。具体安排是，先写游西山的情形，再写游西山的经过和感受。这样文章自然而成两段。
沛沛第一段写始游西山时的心情及对西山景色总的评价：怪特。作者自称为「僇人」，即有罪之人。用「恒惴僳」（常常惊恐不安）三字概括自己被贬后的心情。这三个字既是作者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又同下文游西山时陶醉一于自然美的欣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开头，包含了许许多多长久积压在内心的悲愤心情，当然其中就有一种无声的抗议。自己是这样一种罪人的特殊身份，柳氏自被贬永州，时时感到屈辱、压抑，政治上失败，才华得不到施展，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于郁闷痛苦之中，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处境里，怀有这样的心情，因此当他游山玩水的时候，那种感受自然同那些风流闲雅的士大夫很不相同。他是要在游览中，排解内心的忧愤，在游览中忘却现实处境，想在精神上寻找某种寄托。因此，这个开头也是他游山玩水的缘由。首先写行动，在「行」「游」两个动词前面，作者故意用了「施施」「慢慢」两个重叠的形容词。「施施」「慢慢」，是漫步走着的样子，漫不经心的外在动作。通过外在动作的描写，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在游览的时候，一种寂寞、愁闷的、无可无不可的精神状态。「日与其徒······无远不到」写始游西山前之所见，「到则披草而坐······起而归」写当时之所为和所感。「意有所极，梦亦同趣」—意想中所到的境界，做梦也走到这种境界，这句话透露了作者表面上似乎沉醉于山林美酒之中，实际上内心深处的郁闷并未得到排解。哲时得不到施展的抱负仍然是梦寐以求，他希图借游乐饮酒以求忘优的目的没有达到。
沛沛「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几句说，我自以为永州的山水凡有点特别形态的，都被我游遍了，却从来不知道西山的奇特和怪异。而且这里「怪特」二字，又概括了西山的情态。作者之前没有看到西山、游览西山，所以说「未始知西山怪特」。这是从反面来扣住题目里「始得」二字。简洁的几笔，小结了作者游西山前的感受，以及发现西山景色怪特时的欣喜，承上启下，自然地引出下文。
沛沛第二段正面写游西山的情景，这段文字紧紧围绕着「始」字展开。九月的一天，他坐在法华寺西亭上，远望西山，「始指异之」。西山之「异」吸引着他，于是命仆人带路，渡过湘江，沿着染澳，砍伐灌木杂草，焚烧枯落草叶，披荆斩棘，一直攀登到西山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放眼远望，‘数州之土壤皆在衽之下」。下面一段用反衬的方法描写西山之高：「岈然洼然」，是颇为形象的摹状；「若垤若穴」，是十分贴切的比喻。用「尺寸」和「千里」构成强烈对照，干里以内的景物，仿佛容纳于尺寸之幅内，都聚拢在眼底。再向四周望去，「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身边青烟白云缭绕，仿佛同天空连为一体，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景色都是这徉。这绘声绘色的描写使读者也好像身临其境。有了这种亲身的体验，然后始知「是山之特立」，和那些小土山不能同日而语。
沛沛面对眼前奇异的景观，作者胸怀顿觉开阔。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油然而生：广大得如同浩气看不到它的边际。欣喜满意地同天地交游而设有尽期。于是「引筋满酌，颓然就醉」，以至于暮色降临也浑然不觉，仍不愿归去。此时作者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己凝结，形体似乎已消散，他整个儿地同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万物融合在一起，达到了物我合而为一的忘我境界。然后才明白以前自以为「无远不到」「皆我有也」，其实并未真正游过，而真正的游赏应视作现存「始得西山」才开始。作者这个体验十分宝贵，是他精神上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的表现，他从政治，七的失败、被贬滴的一度消沉，开始解脱出来，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出路。这是他始游西山的最大收获。因此他写了这篇游记。最后说明游览时间。
沛沛这篇游记语言清丽，结构完整，景和情完全融为一体，写景重在写意抒情深沉而含蓄。

沛沛《钴鉧潭西小丘记》是唐代的柳宗元创作的一篇山水游记散文，选自其代表作《永州八记》，是其中的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语言简约精炼、清丽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其利用托物言志、融情于景等写作手法，巧妙地将柳宗元被贬永州的愤慨与兹丘的遭遇融汇在一起，静静的描绘中有一种生命的力量。

沛沛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沛沛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沛沛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馀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沛沛《小石城山记》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被贬到永州担任司马后游行而作，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详细描绘了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突出其酷似石城。赞叹山石树木的疏密仰伏，好像高明者有意设计、布置的，然后自然转入关于“造物主之有无”这一重大哲学命题的议论。作者用欲擒先纵的笔法，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发泄了自己屈遭贬谪，横受压抑的不平。

沛沛这篇游记以作者的游踪为线索，记叙了亲身经历的旅途见闻和山川景物，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抒发了他贬逐永州后游历自然时触景生情的感慨，这自然构成了文章的写景和议论两段。
沛沛上段写景。可分两层，先是指明小石城山的方位：“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反映了作者在永州借游赏自然寻幽探奇。“无所不到”以排遣悠闲时光和怀才不遇的烦忧的精神状态，继而描述小石城山的奇貌；无论是方位的指点还是景观的描绘，都是在循序渐进中进行的，自然景致随着观赏者的游历渐次展现，这样的笔法使本文的景物描写达到了紧凑而自然流畅的效果。同时，也给小石城山的发现笼罩上一层神奇的色彩，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与感染力。随着横亘路头的积石的出现，紧接着以简洁形象的笔墨勾勒了积石呈现的房屋形状及四围像小城的外貌，于是与“石城”之称吻合。此后写石上如门的洞穴，其深邃且有水，可感其幽静；“环之可上，望甚远”，则见其高旷；石上没有土壤，却疏密相间、高昂低伏地生长着秀美的树木竹子，又显其奇丽。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把石城写得不仅奇美异常，而且生机盎然。柳宗元曾说过：“游之适夕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登其高，有旷达之感；探其奥，有幽奇之得。小石城山的天然造化、鬼斧神工，实为作者眼中适游的奇妙之地，从而顺理成章地发出了“类智者所施设也”的慨叹。以本句承上启下，第二段对造物者的疑问就不感突兀了。
沛沛第二段是作者由自然景观带来的联想和思索。作者在这一段里，本意是通过像小石城山这样美好的自然景观却埋没于荒僻之乡，引发对美的事物被压抑、遭遗弃的郁愤之情，并借以抒发贤才遭贬逐的天涯沦落之感，然而却不直抒胸臆。首句由怀疑造物者的有无到“愈以为诚有”，乃是作者的着意之笔，思索由此伸展。文章波澜层出，避免了平铺呆板之病。美好的景观“不为之中州”，反长期沉埋在人迹罕至的僻野，不为人知，不为人用，暗扣柳宗元自己的身世遭际，把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寄托到被弃置的美丽自然之上，用曲笔表达了身遭贬逐的不平之鸣。至此，由上段的纯景物描写达到了与主观感受的和谐交融。在感慨能向人们呈伎献巧的石头和在艰苦的条件下“益奇而坚”的嘉树秀竹“劳而无用”之后，作者又以推想神者大概不会这么作而提出了造物者“其果无乎”的反问，文章再起波澜。因反问而设答，不说自己借奇石以自慰，却说奇石是造物者安排在这里以安慰那些谪贬到此的贤人；不说自己贬到这荒僻之地的孤单寂寥，唯以自然之石为伍遣怀，却说造物者灵气独钟于石，所以湖南、湖北一带少伟大人物而多奇石。所透出的天涯沦落、同病相怜、孤芳独赏的痛楚愤懑之情就更深一层。最后用“余未信之”作结，既可看作对造物者的否定，更流露了柳宗元渴求摆脱现状以施展才能的希望。最后这一段议论，从字面上看，是由小石城山的景物所发，实际上它抒发了作者被贬永州后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把它们放在永州八记的最后一篇结尾，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它表明柳宗元在永州虽然似乎整天游山玩水，饮酒寻乐，实际上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他寄情山水之间，仍在探求真理和正义，这议论是“永州八记”的主旨之所在。

沛沛柳宗元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因拥护王叔文的改革，被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被害。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寄情于山水，柳宗元贬官之后，为排解内心的愤懑之情，常常不避幽远，伐竹取道，探山访水，并通过对景物的具体描写，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此间共写了八篇山水游记，后称《永州八记》。
沛沛《小石潭记》保持了《永州八记》一贯的行文风格，察其微，状其貌，传其神。是一篇充满了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山水游记散文。

沛沛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是一篇文质精美、情景交融的山水游记。全文一百九十三字，用移步换景、特写、变焦等手法，有形、有声、有色地刻画出小石潭的动态美，写出了小石潭环境景物的幽美和静穆，抒发了作者贬官失意后的孤凄之情。
沛沛《小石潭记》第一段共四句话，写作者如何发现小石潭以及小石潭的概貌。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写法，写发现小石潭之经过及小石潭的景物特征，在移动变换中引导我们去领略各种不同的景致，很象一部山水风光影片，具有极强的动态画面感。第一二句着重描述了作者一行发现小石潭的经过。文章一开头，便引导我们向小丘的西面行一百二十步。来到一处竹林，隔着竹林，能听到水流动的声音。未见其形，先闻其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小石潭的出现，虽称不上千呼万唤，也堪称犹抱琵琶半遮面。再由水声寻到小潭，既是讲述了发现小潭的经过，同时也充满了悬念和探奇的情趣，逐渐地在人们眼前展开一幅美妙的图画。待到伐竹取道，才见到小潭。真乃是曲径通幽，景象确实不凡。这潭完全是由各种形态的石头围出的，所以，作者为它起名曰小石潭，而且潭中露出的石头又都是那么姿态奇特，为坻，为屿，为嵁，为岩。而「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就是作者对于池潭上景物的描绘了。青青的树和翠绿的藤蔓缠绕在一起，组成一个绿色的网，点缀在小潭的四周，参差不齐的枝条，随风摆动。这潭上的描绘仅12个字，便将小石潭周围的极幽极佳的景致展现在我们面前，令我们愈加觉出小潭的美妙所在，使小石潭的全景富有清静感，仿佛不是人间的一个小天地，而是传说的佛国中的一块净土。
沛沛第二段采用「定点特写」的方法，直接把镜头对准潭中的鱼，描写其动静状态，间接突现潭水的清澈透明，着重表现一种游赏的乐趣。以静衬动，写潭中小鱼。这是本文的最精彩之笔。这潭中鱼很怪诞：一是鱼居然可数，约有「百许头」；二是「影布石上」，神态自若地「怡然不动」。这是继续写静，既烘托出小石潭的幽寂，也勾勒出小石潭水的清澈。由此转为写动。其实在写静时已作伏笔，水中之鱼不能不动。鱼之静止，正像电影中的定格只是某个刹那的显示。这个定格过后，便见潭中之鱼「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鱼触动了作者情怀。在此，这一「乐」字值得注意。作者由于改革受挫，被贬远方，精神负担很是非斗之地，在这里找到了这样一块清静之地，看到游鱼的怡然自得，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复归。水之清，鱼之乐，终于给作者带来了片刻的欢乐。清静神乐是这篇散文前半部分的主旋律。
沛沛第三段用变焦的手法，把镜头推向远方，探究小石潭的水源及潭上的景物。写潭源溪流的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向西南望过去，一条小溪逶迤而来，形状像是北斗七星那样曲折，又像是一条蛇在游动，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暗。小溪两岸高高低低，凹凸不平，犬牙相错。作者娴熟地使用比喻手法，用北斗七星的曲折和蛇的爬行来形容小溪的形状，用狗的牙齿来形容小溪的两岸，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沛沛第四段写作者对小石潭总的印象和感受。先写外景环境，后写内心感受，写得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特异的境界。对小石潭总的印象和感受，作者突出了一个「静」字，把环境中的静深入到心神中去，情景相融，写出了一种凄苦孤寂的心境，这无疑是作者被贬后心情的曲折反映，面对这种原始的悄怆之景，或许更感到难受，或许更激起作者凄凉的联想，因此形成了感情从「乐」到「凄」的大幅度滑坡。这一滑坡的表现也是立者相乐」。但好景不长，很快便感到这些「凄神寒骨」了，心里觉得「其境过清」，就匆匆离开了。这一乐一忧，耐人寻味。这是由于柳宗元参与改革，失败被贬，心中愤懑难平，因此凄苦是他感情的基调，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
沛沛第五段记下与作者同游小石潭的人。
沛沛《小石潭记》保持了《永州八记》一贯的行文风格，察其微，状其貌，传其神。是一篇充满了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山水游记散文。

沛沛《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古文名篇之一，作于公元812年（元和七年）。当时作者任永州司马，刺史韦宙是他的顶头上司。在韦使君新堂落成的时候，作者以其生花的妙笔，道出了韦使君的乔迁之喜，清明之治，让人心生一种顺应自然的美感，积极向上的激情。

沛沛《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沛沛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沛沛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沛沛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沛沛“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沛沛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沛沛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杼，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沛沛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沛沛《江雪》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一首山水诗，描述了一幅江乡雪景图。山山是雪，路路皆白。飞鸟绝迹，人踪湮没。遐景苍茫，迩景孤冷。意境幽僻，情调凄寂。渔翁形象，精雕细琢，清晰明朗，完整突出。诗采用入声韵，韵促味永，刚劲有力。历代诗人无不交口称绝。千古丹青妙手，也争相以此为题，绘出不少动人的江天雪景图。

沛沛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它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的“孤舟”和“独钓”的画面作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的、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来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气力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得、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即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
沛沛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炼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
沛沛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沛沛此诗通过渔翁在山水间获得内心宁静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在政治革新失败、自身遭受打击后寻求超脱的心境。全诗就像一幅飘逸的风情画，充满了色彩和动感，境界奇妙动人。其中“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两句尤为人所称道。

沛沛这首小诗情趣盎然，诗人以淡逸清和的笔墨构画出一幅令人迷醉的山水晨景，并从中透露了他深沉热烈的内心世界。
沛沛这首诗取题渔翁，渔翁是贯串全诗首尾的核心形象。但是，诗人并非孤立地为渔翁画像，作品的意趣也不唯落在渔翁的形象之上。完整地看，构成诗篇全境的，除了辛劳不息的渔翁以外，还有渔翁置身于其中的山水天地，这两者在诗中留下了按各自的规律特点而发展变幻的形迹。但同时，诗人又把两者浑然融化，渔翁和自然景象结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共同显示着生活的节奏和内在的机趣。由夜而晨，是人类活动最丰富的时刻，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时刻，本诗即以此为景色发展的线索。因此，渔翁不断变换的举止行动和自然景色的无穷变幻便有了共同的时间依据，取得极为和谐的统一。
沛沛全诗共六句，按时间顺序，分三个层次。“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这是从夜到拂晓的景象。渔翁是这两句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夜宿山边，晨起汲水燃竹，以忙碌的身影形象地显示着时间的流转。伴随着渔翁的活动，诗人的笔触又自然而然地延及西岩、清湘、楚竹，西岩即永州西山，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曾极言探得西山的欢悦，并描述了西山的高峻：居于西山之巅，“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而流经山下的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湘中记》，见《太平御览》卷六十五）。诗中的“清”字正显示了湘水的这一特点。再加以永州一带（今湖南零陵等地）盛产湘竹，于是，山、水、竹这些仿佛不经意地出现在诗句中的零星物象，却分明在读者脑海中构成了清新而完整的画面：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着高山、流水、湘竹……司空图在《诗品》中有言：“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正可概括此诗首二句的艺术表现特点。这两句既设制了一个秀丽悦目的空间画面，又以夜幕初启、晨曦微露这样流动的时间感引出了下面对日出的描述，可以说在时空两方面奠定了全诗活跃而又清逸的基调。
沛沛“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这是最见诗人功力的妙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若从内容上给予整理，这两句描写的是以下情景：一方面是自然景色：烟销日出，山水顿绿；一方面是渔翁的行踪：渔船离岸而行，空间传来一声橹响。然而，诗人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活逻辑来组织诗句，却从自我感受出发，交错展现两种景象，更清晰地表现了发生于自然界的微妙变异。前一句中“烟销日出”和“不见人”，一是清晨常见之景，一是不知渔船何时悄然离去的突发意识，两者本无必然的联系，但如今同集一句，却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仿佛在日出的一刹那，天色暗而忽明，万物从朦胧中忽而显豁，这才使人猛然发觉渔船已无踪影。“不见人”这一骤生的感受成为一个标志，划开了日出前后的界限，真实生活中的日出过程得到艺术的强化，以一种夸张的节奏出现在读者眼前。紧接着的“欸乃一声”和“山水绿”更使耳中所闻之声与目中所见之景发生了奇特的依存关系。清晨，山水随着天色的变化，色彩由黯而明，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在诗中，随着划破静空的一下声响，万象皆绿，这一“绿”字不仅呈现出色彩的功能，而且给人一种动态感。这不禁使人想起王安石的著名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借春风的飘拂赋“绿”字以动态，而柳宗元则借声响的骤起，不仅赋之以动态，而且赋以顷刻转换的疾速感，生动地显现了日出的景象，令人更觉神奇。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指出诗与画的区别时曾说：“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物体也持续，在它的持续期内的每一顷刻都可以现出不同的样子，并且和其它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诗在它的持续性的摹仿里，也只能运用物体的某一个属性，而所选择的就应该是，从诗要运用它那个观点去看，能够引起该物体的最生动的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拉奥孔》）柳宗元没有静止地去表现日出的壮丽辉煌，或去描摹日出后的光明世界，他正是充分发挥语言艺术的特长，抓住最有活力，最富生气的日出瞬间，把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象表现得比真实更为美好，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苏东坡论此诗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冷斋诗话》）这是恰如其分的评语。
沛沛“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日出以后，画面更为开阔。此时渔船已进入中流，而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正浮动着片片白云，好似无心无虑地前后相逐，诗境极是悠逸恬淡。对这一结尾苏东坡认为“虽不必亦可”，因而还引起一场争论，一时间，宋严羽、刘辰翁，明胡应麟、王世贞，清王士禛、沈德潜等人各呈己见，众说纷纭，但是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艺术趣味上，却没有深入体会柳宗元作此诗的处境和心情。柳宗元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绪，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负和冷酷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他“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隟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以图寻得慰藉。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叹的那样：“谪弃非隐沧，登陟非远郊”，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有时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胜怅惘感慨，有时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显露出不平和抗争，正因为如此，他更强烈地希求摆脱这种精神的压抑。所以，与其说《渔翁》以充满奇趣的景色表现出淡逸的情调，不如说更袒露了隐于其后的一颗火热不安的心。这是热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诗中显示的自由安适的生活情趣对于处在禁锢状态的诗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于是，在写下日出奇句之后，诗人不欲甘休，以更显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为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的句子，宕开诗境，作了这样的收尾。只有真正体会柳宗元的现实处境，才能理解他结句的用心。诗人自始至终表现渔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这也说明，要深入领会一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常常离不开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准确把握。

沛沛此诗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所作。这首诗描写他被贬官到有“南荒”之称的永州后，在溪边筑室而居，过着闲适的生活。表面上自我排遣，也自得其乐，实际上曲折地表达被贬谪的幽愤，字里行间隐含了作者壮志难酬的苦闷之情。

沛沛这首诗是柳宗元贬官永州时在愚溪之畔筑屋而居时的作品。诗歌表面是写在此生活的惬意自适，其实是强写欢愉，将被贬的郁愤之情隐晦写出。
沛沛诗人被贬谪永州，应该是有满腹牢骚的，却在诗的开头将其称为幸事：“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诗人认为他长久地为在朝中做官所累，幸亏贬谪南来这荒夷之地，可以让他过上闲适的生活。此两句正话反说，将不幸之事说成是幸事，表达了对朝中当权派的不满。
沛沛“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这四句是强调在此生活的闲适之情。闲暇时与种菜的老农为邻，有时还真像是在山林隐居的人。一大早带着露水就去锄草，晚上乘船沿着溪水前进。“闲依”表现作者的闲散之态，“偶似”是故作放旷之语，自我安慰。柳宗元少有才名，胸怀大志，可是仕途不顺，一再遭贬。这次更是被贬永州，远离长安。他满腔的热情得不到施展的空间，有志而不得伸，有才而不被重用。于是，在此贬所，只好强写欢愉，故作闲适，称自己对被贬感到庆幸，假装很喜欢这种安逸舒适的生活。
沛沛“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有时整日独来独往碰不见一个行人，于是放声高歌，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沟谷碧空之中，多么清越空旷。这闲适潇洒的生活，让诗人仿佛对自己的不幸遭贬无所萦怀，心胸旷达开朗。这里诗人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毕竟也太孤独了。这两句恰恰透露出诗人是强作闲适，无人问津时自娱自乐，也只是一种无奈的调侃。
沛沛纵观全诗，诗人似乎已经淡忘了遭贬的痛苦，诗中把被贬谪的不幸称之为幸，将孤独冷静的生活诠释为飘逸闲适的生活。实际上这全都是诗人激愤的反语，在这种被美化了的谪居生活的背后，隐蕴的是诗人内心深深的郁闷和怨愤。表面的平淡所蕴含的激愤，更让人为之怦然心动，正如清代的沈德潜所说：“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沛沛全诗清丽简练，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沛沛此诗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于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创作并寄与际遇相同的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的一首七律。诗中寄赠四位共患难而天各一方的朋友，抒写思念朋友而难以见面之意，表现出一种真挚的友谊，虽天各一方，却有无法自抑的相思之苦。此外，“海天愁思”中亦当包括身世坎坷、世事莫测、仕途险恶之叹。诗人写风雨侵颭、岭树遮挡，不仅仅是言自然现象，也蕴含了诗人遭贬以后忧恐烦乱的心境特点。

沛沛这首抒情诗，赋中有比，象中含兴，情景交融，凄楚动人。
沛沛全诗先从“登柳州城楼”写起。首句“城上高楼”，于“楼”前着一“高”字，立身愈高，所见愈远。作者长途跋涉，好容易才到柳州，却急不可耐地登上高处，为的是要遥望战友们的贬所，抒发难于明言的积愫。“接大荒”之“接”字，是说城上高楼与大荒相接，乃楼上人眼中所见。于是感物起兴，“海天愁思正茫茫”一句，即由此喷涌而出，展现在诗人眼前的是辽阔而荒凉的空间，望到极处，海天相连。而自己的茫茫“愁思”，也就充溢于辽阔无边的空间了。这么辽阔的境界和这么深广的情意，作者却似乎毫不费力地写入了这第一联，摄诗题之魂，并为以下的逐层抒写展开了宏大的画卷。
沛沛第二联“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写的是近处所见。惟其是近景，见得真切，故写得细致。就描绘风急雨骤的景象而言，这是“赋”笔，而赋中又兼有比兴。屈原《离骚》有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又云：“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大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在这里，芙蓉与薜荔，正象征着人格的美好与芳洁。登城楼而望近处，从所见者中特意拈出芙蓉与薜荔，显然是它们在暴风雨中的情状使诗人心灵颤悸。风而曰惊，雨而曰密，飐而曰乱，侵而曰斜，足见对客观事物又投射了诗人的感受。芙蓉出水，何碍于风，而惊风仍要乱飐；薜荔覆墙，雨本难侵，而密雨偏要斜侵。这不禁使诗人产生联想，愁思弥漫。在这里，景中之情，境中之意，赋中之比兴，有如水中着盐，不见痕迹。
沛沛第三联写远景。由近景过渡到远景的契机乃是近景所触发的联想：自己目前是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好友们的处境又是如何呢？于是心驰远方，目光也随之移向漳、汀、封、连四州。“岭树”、“江流”两句，同写遥望，却一仰一俯，视野各异。仰观则重岭密林、遮断千里之目；俯察则江流曲折，有似九回之肠。景中寓情，愁思无限。从字面上看，以“江流曲似九回肠”对“岭树重遮千里目”，铢两悉称，属于“工对”的范围。而从意义上看，上实下虚，前因后果，以骈偶之辞运单行之气，又具有“流水对”的优点。
沛沛尾联从前联生发而来，除表现关怀好友处境望而不见的惆怅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望而不见，自然想到互访或互通音问；而望陆路，则山岭重叠，望水路，则江流纡曲，不要说互访不易，即互通音讯，也十分困难。这就很自然地要归结到“音书滞一乡”。然而就这样结束，文情较浅，文气较直。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先用“共来百粤文身地”一垫，再用“犹自”一转，才归结到“音书滞一乡”，便收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效果。而“共来”一句，既与首句中的“大荒”照应，又统摄题中的“柳州”与“漳、汀、封、连四州”。一同被贬谪于大荒之地，已经够痛心了，还彼此隔离，连音书都无法送到。馀韵袅袅，馀味无穷，而题中的“寄”字之神，也于此曲曲传出。可见诗人用笔之妙。

沛沛该文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後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该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
沛沛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捐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这就是柳宗元写作该文的社会背景。
沛沛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沛沛该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發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後，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沛沛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後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後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發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沛沛该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沛沛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沛沛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沛沛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後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中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沛沛後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後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發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暗示了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沛沛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後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後，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後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發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後，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沛沛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後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後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後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沛沛综观全文，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發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沛沛《箕子碑》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为箕子庙写的碑文。《箕子碑》原文有碑和颂，《古文观止》只录其碑，《柳河东集》录其全文。纣王无道，箕子劝谏不从，反遭迫害，却能忍辱负重，建立功业，作者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作者以伟大人物三个标准“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为评价箕子的出发点，依次展开论述，彰扬箕子的人品、功业，也表达了对自己、对一切仁人志士的勉励。

沛沛《箕子碑》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沛沛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沛沛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沛沛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沛沛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沛沛这篇文章写一个猎人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反而招来其他猛兽，最终被罴所食。文章讽刺了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人，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沛沛这是一篇借物託讽的文言文。这则故事说的是：一个人没有过硬的本领，却怀着侥幸的心理，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能获得成功的，甚至会导致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人格化，此篇亦然。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罴，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罴是猎人的主要敌人，故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人是全文的主角，作者对其专长亦有交代：“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人吹竹为鹿鸣，本意是猎鹿，但愿望与结果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罴叫又引来的罴，弄巧成拙，猎人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罴“捽搏挽裂而食之”。
沛沛猎人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人。
沛沛全文寓意很深刻，它有力地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人。这种人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以致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後，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人一样的覆灭命运。
沛沛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

沛沛《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是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写给好朋友王参元的一封信。这封信第一段写自己从杨八那里得知了王参元家里失火的消息。中间五段分别说明“始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三层意思，着意阐述自己所以致书祝贺朋友家失火这个违反常理的奇论的原因，层层递进。最后一段写自己想念王参元，传递了对友人的深切关爱之情，更包含着对友人前程的无限关怀之意。这封信纵横转换，曲折抑扬，淋漓酣畅，入情入理。

沛沛这封信开篇，先交代自己从朋友杨敬之处得到王家失火的消息，作者描写了自己听到消息时的思想情绪的变化，“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始”“中”“终”，从时间的角度，反映了作者对“失火”一事的认识过程；“骇”“疑”“喜”，则形象地交代了思考的结果，简洁地概括了为什么要把“安慰”改为“庆贺”的原因。这句话也是全文的纲领。
沛沛文章接下来就从“始骇”“中疑”“终喜”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一一进行了说明。王参元家里经历了一场火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唯恬安无事是望”的人遭此一劫，确实让人感到很是不幸，让人骇怕，柳宗元起初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反应。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接着分析“中疑”的原因。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老子以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柳宗元认为，这样的等待过于长久，也是“荒诞无稽”的，对于一个有志向抱负的人而言，这样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消耗。王参元所遭遇的这场火灾是否是“福”，是否预示他将要接受“大任”，看看王参元目前的处境，柳宗元并不认为“火灾”与“大有为”“能光明”之问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柳宗元自己也命运多舛，对这类凡人相信的说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表示不解，表示怀疑。第三层，具体分析“终喜”的原因，这是全文的重点。王参元勤读古人书，认真创作文章，擅长小学研究，是个“多能”的进士，凭他的学问才识，早就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济世救民”的才干，但到如今依旧是“进不能出群士之上”，郁郁不得志。作者把笔锋一转，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渐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原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当时之士追求“好廉”的虚名，明明知道王参元的才干，但因为王家有财，怕推荐了王参元就被人说是接受了贿赂，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誉仕途。作者自责自己也不能免俗，虽然担任“天子近臣”，也怕别人“窃笑”，所以，心里虽然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无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猜忌横行、俗见混乱、积毁销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流露了作者对怀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沛沛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王家的财产，却也让王参元摆脱了多财的累名，也可算是种“幸运”，终于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了。“则仆与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看似滑稽可笑的话语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参元的才学，但终究没有帮助朋友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因此这次王参元家失火，虽然家产荡然无存，但人们自可毫无顾忌地与他交往，为之延誉，这正好为王参元扬名提供了大好机会，故值得庆贺。柳宗元庆贺王参元家遭遇火灾，正是意图借这常人看来十分“别扭可笑”的想法来有力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今后可以“咸得开其喙”“授子而不栗”，所以反而“大喜”了。
沛沛接着，作者引用古人的事例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现在自己面对朋友家遭遇火灾，不仅不“吊”反而过分地“贺”，这样的做法貌似与古人的“不吊”相同，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柳宗元声明自己上面所说的是愤激的反话，做的是“反事”，并不是真的希望朋友家遭遇火灾而倾家荡产。“颜、曾之养”分别指颜回和曾参的言行。《论语·雍也》中记有“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绲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这两位儒家杰出人物的言行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境界。柳宗元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事例目的是鼓励朋友要学习先人的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志趣。这两处典故的弓l用把自己的劝慰、朋友的想法和盘托出，语言简洁但富有趣味。
沛沛这封信，作者通过奇特的构思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国语·晋语八》有“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邵昭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本文在表达技巧方面与“叔向贺贫”颇有相通之处。

沛沛永州地处江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天的到来，自然要比长安早，“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地季节，带给人们的是勃勃的活力，盎然的生机。作者写早春，用早春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希望。然而“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春天是美好的，可惜作者被贬在永州，有家也回不成，是“软禁”在这里，是一个“不自由”之身，因此，他借春风来寄付自己的思乡情，借春风来把希望带回故乡，恳切希望春风把自己带回故乡。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是一场“春梦”啊。再美好的春梦，也会破灭的。作者写“思乡”是写在早春里，这是这首诗构思最新颖之处。这种思乡之情，不是在夜深人静，是由寂寞引起，也不是在“佳节”因孤独涌现的思念，他是在大地复苏，春意浓浓，热闹忙碌的早春中“思乡”，这种思乡之情就更浓更深了。
沛沛这首诗最后一句“殷勤入故园”，“殷勤”一词，它写出了作者浓烈的思乡情，写出了作者殷切的期盼，写出了作者的怨愤，它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中心所在。爱与思，期盼与厚望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感情，大概是他到永州之初最强烈地一种情感。作者的这首五绝诗情味蕴藉，构思新颖，目景入情，笔随意到，语言通俗明白，主题单纯，但是表达的情是复杂的，在浓浓的思乡情中，也表达了作者不可释怀的心态，爱怨交织的复杂感情，有着浓烈的诗趣，堪称以少胜多的杰作。所以读者欣赏这首诗时，一定理解把握这种复杂的感情，理解早春中的思乡是别有一番情意。这也是柳宗元文中所特有的“淡泊中的至味”。

沛沛永州地处江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天的到来，自然要比长安早，“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地季节，带给人们的是勃勃的活力，盎然的生机。作者写早春，用早春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希望。然而“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春天是美好的，可惜作者被贬在永州，有家也回不成，是“软禁”在这里，是一个“不自由”之身，因此，他借春风来寄付自己的思乡情，借春风来把希望带回故乡，恳切希望春风把自己带回故乡。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是一场“春梦”啊。再美好的春梦，也会破灭的。作者写“思乡”是写在早春里，这是这首诗构思最新颖之处。这种思乡之情，不是在夜深人静，是由寂寞引起，也不是在“佳节”因孤独涌现的思念，他是在大地复苏，春意浓浓，热闹忙碌的早春中“思乡”，这种思乡之情就更浓更深了。
沛沛这首诗最后一句“殷勤入故园”，“殷勤”一词，它写出了作者浓烈的思乡情，写出了作者殷切的期盼，写出了作者的怨愤，它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中心所在。爱与思，期盼与厚望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感情，大概是他到永州之初最强烈地一种情感。作者的这首五绝诗情味蕴藉，构思新颖，目景入情，笔随意到，语言通俗明白，主题单纯，但是表达的情是复杂的，在浓浓的思乡情中，也表达了作者不可释怀的心态，爱怨交织的复杂感情，有着浓烈的诗趣，堪称以少胜多的杰作。所以读者欣赏这首诗时，一定理解把握这种复杂的感情，理解早春中的思乡是别有一番情意。这也是柳宗元文中所特有的“淡泊中的至味”。

沛沛《驳复仇议》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批驳初唐陈子昂提出的“既诛且旌”的论点，同时，该文高扬以人为本的光辉思想，对弱者给予深切同情。文中还深刻阐述了“调”即“和谐”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全文立论清晰，层次分明、富有思想内涵，至今仍有启发。

沛沛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沛沛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沛沛文章分析透闢，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沛沛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沛沛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