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沛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

沛沛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汉纪二十

起昭阳作噩,尽屠维单阏,凡七年。
起(癸酉,公元前四八年),止(己卯,公元前42年),一共七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春季,正月四日,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
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老父王禁为阳平候。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刘奭 下诏:把三辅、太常、各郡各封国公田及 皇家林苑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帮助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贷种子、食粮。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刘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刘奭命御厨房减少菜饭,减少音乐部的官员,减少皇家马匹,救济难民。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秋季,九月,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大水成灾,发生大饥荒,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汉政府转运其它郡、其它封国的粮食救济。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刘奭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臣司马光说:忠臣之侍奉君王,应要求君王去做较为困难的事。那么,较容易的事用不着费多大力气,便可纳入正规。只要能弥补短缺,长度过分的地方,自然修正。元帝刚刚即位,向贡禹虚心请教,贡禹应该先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着手,而把次要的事情,留在第二步。优柔寡断,邪恶之辈掌握权柄,正是当时最严重的忧患,贡禹不在这方面发言。谨慎节约,正是元帝所具有的,贡禹却煞有介事提出建议,原因何在?假使他的智慧连这都不知道,怎么可称贤能?假使他知道却不肯说,罪就更大。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再次向朝廷上书,说他们的民众贫困窘迫。元帝下诏从云中郡、五原郡划拨二万斛粮食支援他们。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这一年,漢朝第一次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原车师国的地方屯田驻军。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以外戚的缘由主管尚书台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作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与周堪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情谊很深。元帝对二人很信任,屡次宴请接见二人,谈论历代的安危兴衰,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品行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侍中金敞,同在元帝之右,纠正元帝的过失。四人同心合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元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元帝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上充数罢了,因此跟萧望之有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代,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熟悉法令条文。元帝即位后,常常患病。因为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宫,无婚姻之家,少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党羽,精明干练,可以信任,于是就把大权托会给他。朝廷事无大小,都通过石显转奏,再由皇帝裁断。石显的权势,超越所有朝臣,文武百官,都对他恭敬地侍奉。石显为人,灵巧聪明,通晓事理,很能领会元帝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旨意。他心肠阴险狠毒,以似是而非的狡辩,诬陷他人,任何一点小小的怨恨,就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他跟车骑将军史高相勾结,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常坚持奉行旧制度,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主张。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萧望之等人憎恶许嘉、史高的骄奢,又痛恨弘恭、石显的专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传宣诏书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掌管机要,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欢乐,才改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请解除宦官兼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因受刑罚致残之人的礼制。”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私恭、石显的矛盾。而元帝刚即位不久,谦让谨慎,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把刘更生由中朝调出,改任外朝官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萧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著名学者和秀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郡人郑朋试图投靠萧望之,于是上书元帝,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元命把这份奏拿章给周堪过目,周堪建议说:“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等待召见。”郑朋遂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说:“现在将军为国家谋划法制,只不过当个管仲、晏婴,便心满意足?还是忙得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追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止?如果目标不过是当管仲、晏婴,那么我马上将回到故乡延陵,去看守祖先的坟墓,以终天年。如果在于复兴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那么我也许愿意竭尽小小的力量,奉献给你!”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相待。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土人,由失望而怨恨,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嘉、史高。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唆我干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怎么知道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于是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跟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检举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华龙,品行恶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组成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纳。华龙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弘恭、石显命令郑朋、华龙联合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使圣上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郑朋、华龙把奏章呈递。元帝交付弘恭查办。在询问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奢侈,我期望圣上疏远他们,是为了扶正国家,并没有邪恶的意念。”在取得口供后,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称许推荐,多次诋毁国家重臣,离间陛下的骨肉至亲,图谋控制朝廷,独揽权势。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陷陛下于不义是无道。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唤周堪、刘更生,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关押。元帝大惊说:“不是说廷尉仅仅问话呀?”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元帝说:“快请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刚刚即位,没有以德感人而闻名全国,就用法律处理师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也不好再让他们官复原职,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作过我八年的师傅,没有其它罪过,只因年纪已老,记忆力减退,赦免他的罪过,撤销他的前将军、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更生一律贬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二月的丁巳日,元帝册封他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戊午日,陇西郡发生地震。城墙、房屋毁坏,压死很多人。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三月,元帝册封原广陵厉王的儿子刘霸承袭他父王的爵位。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元帝颁布诏令:撤销黄门所管理的御车、御狗、御马。水衡都尉所属的皇家花园,宜春宫所属的御花园,少府所属的皇家佽飞外池,以及皇家弋射鸟苑中的田地,统统租订给贫民耕种。又大赦天下,命有关部门推荐优秀人才和有特别能力的人,以及直言进谏人士。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夏季,四月,元帝赐封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太守张敞,是先帝时代有名的重臣,可以做皇太子的师傅并辅佐皇太子。元帝询问萧望之,征求他的食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一位能干的官员,可以胜任治理头绪繁杂纷乱的工作,但是行为轻佻,不具备师傅的器量和资质。元帝于是改变主意,征召张敞,准备任命他为左冯翊。不巧张敞因病去世。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元帝赐萧望之封爵关内侯,兼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日朝见。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函谷关以东发生饥荒,齐国地区发生人吃人的惨剧。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秋季,七月的己酉日,再次发生地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元帝再次征召周堪、刘更生,准备任命他们当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作梗,元帝于是改命三人当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想请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以及侍中、诸曹,都嫉妒萧望之等人。而这时刘更生指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上书说:“地震发生,大概是针对弘恭等来的,而不是因为三个老匹夫。我非常愚昧,但我认为,应该罢黜弘恭、石显,以示对于压制善良的惩罚。应该进升萧望之等,以便疏通贤能上进的道路。如果是这样,则天下太平的大门洞开,自然灾害的泉源也就阻塞了。”奏章呈上之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干的,要求元帝准许追究其中的奸诈真相。据查,果然受到刘更生指使,于是逮捕刘更生,囚禁于牢狱,免官,贬为平民。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恰好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为其父呼冤。奏章交付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复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证很明确,并不是诬告陷害。他却教唆儿子,向陛下上书,引用《诗经》上关于无罪的诗篇。有失大臣的体面,大不敬,请逮捕审讯。”弘恭、石显等了解萧望之平素气节高尚,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因此建议说:“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进前案中去,而又得赐爵位封邑,他不悔过认罪,反而满腹牢骚,教唆儿子上书,把过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无论怎么都不会治罪。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骄傲自信,那么陛下就再也无法施厚恩于臣子了!”元帝说:“萧师傅素来性情刚烈,怎么肯去坐牢?”石显等人说:“人,谁不看重性命,而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语言上的轻罪,必定不会有任何意外。”元帝于是同意奏请。冬季,十二月,石显等把诏书封好,交给谒者,令今让萧望之亲自拆封。同时下令太常迅速调发执金吾所属部队,包围萧望之住宅。谒者到了萧宅,召唤萧望之。萧望之就此问他的学生鲁国人朱云,朱云崇尚节操,建议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经立于丞相之列,而今年纪已超过六十。这么老的年纪被关进监狱,去苟且求生,岂不鄙贱?”遂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把药和好,不要延长我等死的时间!”于是饮下鸩酒,自杀身死。元帝接到报告,大为震惊。拍案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这时,内官正呈上午餐,元命拒不进食,泪流满面,悲哀感动了旁边的人。于是召唤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都摘掉官帽,叩头请罪,过了很久,事情才算了结。元帝追思哀悼萧望之,不能忘情,每年四季都派使节去他坟墓前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方止。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臣司马光说:元帝这位君王,太奇怪了,容易受欺骗,而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其阴谋诡计,诚然有时候很难分辨。然而,元帝开始已经怀疑萧望之不会愿意入狱,弘恭、石显,却以为不必担心出现意外,不久果然自杀,则弘恭、石显的欺诈,已至为明显。即令是中等智慧的君王,也会情绪激动,勃然大怒,给奸邪的臣子以应得的惩罚。而元帝则不然,虽然以痛哭流涕、拒不进食来哀悼师傅,却终究不能杀掉弘恭、石显,只不过使他们脱下官帽,跪下请罪而已。如此,奸臣又怎么惩治呢?这正是导致弘恭、石显肆意妄为,毫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这年,弘恭因病而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起初,漢武帝吞并南越,在海南岛上,开始设置珠崖郡、儋耳郡。官吏以及士兵,全是由中原派去的漢人。多有侵夺排挤当地土著的事。而土著人也很强悍,认为海南岛隔绝在大海之外,所以无视法令,不断起来暴乱。大约每隔几年,就起事一次,杀害官吏。漢朝每次都出动军队,予以平定。二十余年之间,共发生过六次起事。到宣帝在位期间,又有两次起事。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山南县发生起事,漢朝出兵镇压。而其它各县也跟着叛乱,接连数年,不能平定。元帝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准备出动大军镇压。待诏贾捐之说:“我曾经听说,尧、舜、禹这些圣明有德的君王,其版图的范围,不过数千方里。西接流沙,东滨大海,朔方以南都是中国声威和教化普及的地区。声明: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中国就去治理;不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中国决不强迫。因此君王和臣子,都有德可以歌颂,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得到它们的需要。武丁、成王,是商王朝和周王朝至仁的君王,然而版图东方不过到达江国、黄国,西方不过到达氐、羌二部落,南方不过到达荆蛮之地,北方不过到达朔方。目此颂扬的声音遍起,凡是会听会看的生物,都乐于生存。越裳部落经过九重翻译,而向中国进贡,这不是兵力可以得到的。后来到了秦王朝,出动军队远征,贪功于千万里之外,却使国内的防卫虚弱,天下背叛,期廷崩溃。到了漢文帝时,停息武备,修明文教,在那个时代,审理和判决的案件,不过几百起,赋税和徭役,少而简单。到了漢武帝时,磨好武器,喂饱战马,用以打击东西南北四方夷族,审理和判决的案件,多达几万起,赋税频繁,徭役沉重。农民起事,如火如荼,而大军不断出击,作父亲的刚刚在前方战死,做儿子又相继为战事而负伤。女人守卫边塞的堡垒,孤儿在道路上啼哭,老母、寡妇在破陋的小巷里泪流满面,吞声而哭。这都是开拓的疆土太大,战争不能停止的原因。而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长期困穷,流离失所。人情,最亲莫过于父母,最乐莫过于夫妇。到了卖妻子、卖儿女,法律不能禁止,道义无法责备的地步,这是国家的忧患啊。现在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准备驱使壮士,把他们推入大海之中,在那个蛮荒错暗的孤岛上,显示威力,这不是拯救饥馑,保全百姓的好方法。《诗经》说:「愚蠢的荆蛮人,竟敢与大国为敌。」意思是说:圣人出现,各族自然归服,中国衰落,各族首先背叛。从古代起,担忧的就是这个,何况更在荆蛮部落南方万里之外的各蛮族呢?骆越的黎民,父亲与儿子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习惯上都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没有什么不同,本来没有条件设置郡县。单独地孤悬在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多有毒草、毒虫、毒蛇,以及水土灾害。还没有看见敌人,战士已经病死。而且,也并不是只有珠崖郡才出产珍珠、犀牛、玳瑁。抛弃它,一点也不可惜。不加征伐,一点不损损喜朝廷的威望。那里的百姓好象鱼鳖,不值得争取。我私下再用以前平定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作为例证。军队在前线作战,还不满一年,而战场距京师长安,还没有超过一千里,军费已达四十余亿。大司农所辖国库积累,全部用光,更动用少府征收的山海池泽之税。解决一个角落的问题,费用还这么多,何况长途跋涉,攻击故人?只会造成伤亡,不可能有功。从古代寻找同类的事,则找不到。在现代干这类事,害处如此。我很愚蠢,认为那些不懂得文明礼教的国家,《禹贡》谈到的地方,《春秋》所载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放到一边。因此建议:放弃珠崖郡,专心救济函谷关以东的受灾饥民,排除国家的忧患。”元帝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击。丞相余定国认为:“朝廷连年发兵出击珠崖郡叛变的结果,护军都尉、校尉和丞,共十一人,只有二人生还,战士和转运粮草的人,死亡达万人以上,费用达三亿多钱,还不能全都平服。而今函谷关以东又遭灾荒,严重缺粮,民心动摇,贾捐之的建议是正确的,应予采纳。”元帝批准。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春季,元帝颁诏:“珠崖郡匪徒杀害官吏人民,背叛国家。在朝廷会议上,臣僚们有的主张镇压,有的主张坚守城池,有的主任放弃,意见不同。我日夜思考他们的意见: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严,只有诛杀。为了长期相持,只有实行屯田。通达时局的变迁,则忧虑民众的处境,现在的问题是,人民饥馑,与不讨伐远方蛮族的叛乱,哪一个危险大?连朕祭祀祖先处所的祭品,都因荒年的缘由不能全备,何况边境上小小的羞辱挫败?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正逢困难,仓库空虚,无法维持生活,如果再征集丁壮作战,不仅使人民疲劳,而且还要发生荒年。现在决定撤销珠崖郡,百姓有向慕仁义,愿意迁到中国内地的,可以随处定居。不愿意迁移的,不要勉强。”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季,四月,乙未夜,茂陵白鹤馆失火;大赦天下。

夏,旱。
夏季,大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元帝赐封已故长沙王刘旦的弟弟刘宗,继任长沙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建议:“各离宫跟长乐宫的警卫部队,可以减少大半,用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六月,元帝下诏:“朕顾念到民众饥寒,远离父母妻子,从事不是他们本行的工作,保卫君王不常居住的宫殿,恐怕不是促进阴阳合和的办法。现在,撤销甘泉、建章两宫的守卫部队,命令他们回乡务农。朝廷官员应在节约经费上,提出方案奏报,不要有所忌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本年,元帝又提拔周堪任光禄勋。周堪的学生张猛为光禄大夫,兼给事中,大受信任。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东郡,祭祀大地之神,赦免在后土庙的所在地汾阴服刑的犯人。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春季,正月,擢升周子南君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三月,元帝到雍城,祭祀五方上帝。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夏季,四月,有异星出现在参星之旁。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元帝采用儒家学者和贡禹等人的建议,下令:大官不要每天都宰杀牡畜,供应的伙食,减少一半。皇帝使用的御车御马,只要维持驾供祭把、春猎等正常使用就够了。撤销角抵这种表演游戏,释放位于上林苑的宫殿馆舍内很少有机会同皇帝见面的宫女,撤销位于齐郡的三座织造厂,放弃北假一带皇家农田,撤销盐铁官,撤销常平粮仓,博士弟子的名额不加限制,黎民对儒家经典,能精道其中任何一经的,都免除赋税徭役。废除刑罚七十余项判例。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六月辛酉,提拔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贡禹曾前后数十次上书,对元帝的得失进行规劝。元帝赏识他的坦率正直,多数都予采纳。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匈奴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认为他跟漢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漢朝帮助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而不帮助他,因此,使漢朝使节江乃始等陷于艰难屈辱之中。同时,派使节进贡,要求送还在漢朝当人质的儿子栾提驹于利受。朝廷商议派卫司马谷吉护送人质回国。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郡人匡衡一致认为:“郅支单于对漢朝并没有心悦诚服,所居又在遥远绝域,我们的使节送他的儿子,送到边塞就可以回来了。”谷吉上书说:“漢朝对蛮族,有长期笼络和约束的关系,我们已经养育郅支单于的儿子十年之久,恩德很厚。如果不送他到家,而只送到边塞,那就显示出永远跟他断绝关系,使他无法再向往并从命漢朝。抛弃从前的恩德,却结下以后的怨仇,似不相宜!参与意见的人,鉴于江乃始缺乏对敌人应变的才能,智慧勇敢都无法施展,以致受到羞辱,事先替我担忧。我有幸手执大漢的旄节,承奉圣明的诏书,传布漢朝对匈奴深厚的恩德,预料郅支单于不敢无礼。如果狼子野心,加暴虐于我,那么,他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然逃得很远,不敢接近边塞。牺牲一个使节,而使普天下老百姓获得安宁,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个人的志愿。因此,我愿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到匈奴的王庭。”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请求。谷吉把郅支单子的儿子送到王庭,不料郅支单于以怨报德,竟杀害谷吉等人。他感到自己有负漢恩,又听说呼韩邪单于的势力正日益强盛,恐怕受到袭击,想向西迁移。恰恰在这个时候,康居王国不断受到乌孙王国的侵略,处境窘迫,康居王跟各翕侯商议,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孙一向臣属于它。而今,郅支单于困处在国境之外,我们可以迎请他驻防东部边界,然后共同攻灭乌孙,由郅支单于当乌孙王。这样对匈奴的忧患也就可以永远解除了。”计议一定,就派使节到坚昆王国,晋见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一向恐惧,又怨恨乌孙王国,听到康居王国的计划,大喜,于是就与康居王国结盟,率领部队向西进发。途中,因天气寒冷,不少人被冻死,最后只剩下三千人。到达康居王国后,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对郅支单于非常尊敬,打算借匈奴的武力,威胁各邻国。郅支单于多次率领康居和匈奴联军,攻击乌孙王国。一度攻陷乌孙王国的都城赤谷城,屠杀及掳掠人民、财产、牲畜,乌孙王国无力反击,西部五千里广大地区,完全残破,无人居住。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冬季,十二月丁未(初九),御史大夫贡禹去世。丁巳(十九日),提升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夫夫。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视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在郊外祭祀天神。祭祀完毕,就留那里举行围猎。薛广德上书说:“函谷关以东地区,困顿以达极点,百姓流离失所,而陛下却每天撞着被灭亡的秦国的大钟,听着郑国、卫国的音乐,我对此实在害怕。卫护陛下的大军,暴露在原野之上,随从的官员,疲劳困倦。希望陛下火速回宫,心里想着跟百姓同忧同乐。这样,才是天下的大福。”元帝当天即回到长安。”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二月,元帝下诏:“丞相、御史荐举质朴、忠厚、逊让、德行良好的四类人士,光禄勋每年比照这四项要求考核郎官和从官,按成绩排列等第。”

三月,赦天下。
三月,大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雨雪交加,降霜,桑树落叶纷纷。秋季,元帝用重酿之酒祭祀祖庙,出便门,准备乘楼船。薛广德拦着皇家卫队,脱下官帽,叩头,说:“请走桥。”元帝传下话来,说:“请御史大夫戴上官帽!”薛广德说:“陛下如果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就在此自杀,用鲜血污染车轮,陛下就进不了祖庙啦!”元帝不高兴。负责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我说说主上圣明,臣子自然正直。坐船危险,而过桥却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危险。御史大夫的话,可以听从!”元帝说:“劝告别人,应象这样把道理说清楚!”于是改从桥上走。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九月,严霜再降,毁掉农田庄稼,天下发生大的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因为这场天灾,引咎辞职。元帝批准,分别赏赐他们带有车厢的坐车、四匹马、黄金六十斤,罢了官。提升太子太傅韦玄成担任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故乡,把皇上赏赐给他的安车悬挂起来,留传给子孙,以示荣幸。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元帝当太子的时候,跟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封孔霸关内侯,号褒成君,兼给事中。元帝想请孔霸当丞相,可是孔霸为人谦逊退让,不喜爱权势,常说:“如果爵位太高贵,我的品德和能力都不能胜任!”御史大夫屡次空缺,元帝屡次都拟任命孔霸,孔霸坚决辞让,至于两次三次。元帝确知他出于诚心,才不再勉强,但因此对他更为尊敬,赏赐更加丰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九月戊子(二十四日),元命任命侍中、卫尉王接当大司马,兼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中书令石显忌惧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不断在元帝面前诬陷诽谤他俩。已经被罢黜成了平民的刘更生,害怕有一天会被陷害,于是上书说:“我听说舜帝任命九官,大家济济一堂,互相礼让,和睦达到了顶点。众多的臣子在朝廷中互相和睦,万物则在原野上欣欣向荣,所以洞萧吹出著名的《韶乐》九章,凤凰飞来朝拜。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时侯,朝廷臣僚不再和睦,转而互相排斥怨恨,则日食、月食相继发生,冷冽的泉水沸腾翻涌,高山深谷改变位置,隆霜失去调节,失去控制。由此看来,和睦可以招来祥瑞,互相抵触则会遭成灾异,祥瑞多则国家安定,灾异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这是天地运转的规律,古今一贯的公理。而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业,招揽儒家学者,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宽容他们的过失,使大家同时进取。然而,今天贤能的人跟一些坏人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不辩,使忠奸同时进入政界。臣民上书,由公车署接待,因上书不妥而被捕的,满满地囚禁在北军监狱。朝廷臣僚意见不和,互相拆台,甚至谗言陷害,惹出不少是非。以不实之词欺骗君主,影响君主判断,这类事情很多,无法一一陈述。他们结党搭帮,往往同心合力,去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晋升,是国家治的表现,正直大臣遭受陷害,是国家乱的所由。面对治乱契机,却不知道任用谁,而天灾变异屡屡出现,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陛下登极以来已有六年。春秋时代天下纷争,天灾变异从没有象如今这么密集。所以如此,是因为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都进入朝廷的缘故。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之所以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怀猜疑。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妥善的政令措施,如果受到陷害,贤能的人被排除,妥善的政令措施也就终止。由于陛下有怀疑之心,所以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由于陛下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得意,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失意,群邪增多则正人减少。所以《易经》上有否卦和泰卦,小人那一套如果得到欣赏,君子的主张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混乱,君子的主张如果得到欣赏,小人那一套就无法实行,则政治日益走上轨道。从前鲧、共工、驩兜,跟舜、禹同在尧的朝廷中当官,周公跟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的高位。当时,他们之间,互相诋毁,流言中伤,不可胜言!帝尧、成王能够肯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能,而排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十分安定,荣耀显达永垂直到今日。孔子与季孙斯、孟孙何忌,同时在鲁国作官,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朝当官,鲁定公、泰始星认为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除孔子、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羞辱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可以证明:治和乱,荣和辱,首先在于君主信任什么人?已经信任贤能,就要坚持,而不再动摇。《诗经》说:「我的心虽非磐石,但却不可逆转」,说明坚持善行的忠实态度。《易经》说:「出令如出汗。」说明君主发号施令,犹如出汗。汗既流出,不能再返回体内。可是现在的情形是,有善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不到三个月,即行取消,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朝廷,像转动一块石头一样容易。《论语》说:看见邪恶,好象用手去探试滚水。」而今,二府所弹劾的谄佞之辈,不应再留在朝廷。可是历经数年,并没有离开。所以颁布命令,如同返汗;任用贤能,却跟转石头一样容易。而排除邪恶,简直象拔起一座大山一样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希望阴阳调和,不也是很困难的吗?!因此一群小人,到处早找漏洞,运用文字技巧,丑化、诋毁别人,制造谣言,写匿名信,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诗经》说」我心乱如麻忧愁如焚,只因为触怒一群小人。」小人猖獗到如此程度,实在使人愤慨。从前,孔于跟他的学生颜渊、子贡互相推荐赞扬,没有人攻击他们结党营私。禹、后稷、皋陶互相提拔,也没有人攻击他们勾结同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念。而今,奸佞的小人,跟贤德的君子,手拿剑戟,同时在宫内担任禁卫官。奸佞的小人勾结在一起,共设阴谋,违背善良,走向罪恶,不干本职工作,不断设下险恶的圈套,决心使君主跳进去。如果有一天忽然君主相信他们的忠城,这正是天地用变异先行提出警告,而灾难不断发生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从来没有不经过诛杀,就可以使国家治理好的。所以舜帝流放了作恶多端的「四凶」杌、饕餮。而孔子也曾在两观之下,诛杀奸佞之徒少正卯。然后圣贤的教化,才得以推行。而今,以陛下的贤明智慧,诚能深思天地大公无私之心,警惕《易经》中否、泰二卦的立意,参考唐尧和周成王的兴盛,作为榜样,而以秦王朝和鲁国的衰亡,作为借鉴。注意到祥瑞带给国家的幸福,与自然灾害带给国家的祸患,用以考察当前局势的变化,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关闭群邪幸进之门,广开正大光明的道路,坚决果断,不再犹豫怀疑,使是非明显可知,则百种奇异的天灾都会消灭,众多祥瑞都会来临,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利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与许、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紧,而把刘更生等恨入骨髓。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这年夏季,天飞寒冷,太阳呈青色,黯淡无光。石显跟许、史二大家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元帝尊重周堪,可是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又无法堵他们的嘴。当时,长安县县令杨兴以才干能力受到尚识,而且常常称赞宣扬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于是召见杨兴,问他:“有些大臣忿恨、反对光禄勋周堪,这是为什么?”杨兴是官场上的狡诈而看风行事的人物,认为皇帝对周堪已经不信任了,于是顺势指责说:“周堪不但没有能力当光禄勋,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也不适宜。我从前听说,人们认为周堪跟刘更生等人挑拨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应当诛杀。我之所以持不同意见,并不是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他?现在应当怎么办?”杨兴答道:“我愚昧的意见是,赐封周堪关内侯,给他三百户人家的采邑,不让他掌权管事。这样的话,圣上可以仍维持师傅的旧恩,应是最上等的策略。”元帝于是对周堪、张猛开始怀疑。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司隶校尉琅邪郡人诸葛丰,以刚强正直,不随波逐流,而闻名朝野,多次冒犯皇亲国戚,所以权贵大都说他的坏话。后来被控为在春李和夏季逮捕犯人,不顺天时,贬谪当城门校尉。他于是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皇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下诏:“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当司隶校尉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专用苛刻凶暴的手段来树立威严的外貌。我不忍心法办,令他改任城门校尉,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随心所欲地毁谤和赞扬,不顾从前的言论,全无信义到了极点。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衰老,不忍施刑,立即贬作平民。”又颁布诏书:“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朕心怀悯恻,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贬周堪当河东郡太守,张猛当槐里县县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十周堪、张猛,从前赞扬,后来毁谤,其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投靠皇亲集团,企图飞黄腾达而已。他也属于郑朋、杨兴一类人,何来的刚烈正直?作为君主,应该察看善恶,明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奸邪,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则他不应被罢官。如果他是以不实之辞诬陷人,则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呢?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同时废弃,那么善与恶,是与非,区别又在哪里?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贾捐之与杨兴友好。贾捐之多次抨击石显,因此不得作官,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而杨兴正因才能受到黄帝的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出缺已久,如果我能面见圣上推荐他,这个职位马上就可以得到。”杨兴说:“你笔下生花,言语精妙。假如你能当尚书令,可比现在的尚书令五鹿充宗高明得多。”贾捐之说:「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你当京兆尹,京师是全国的中心,而尚书掌握全国官员的政治命运,天下一定局势安定,经济繁荣,士人与皇上就再不会隔阂。”说完,又抨击石显。杨兴说:“石显权势如日中天,圣上正信任他。我们如果谋求上进,必须听从我的计划,只要能称他的心,合他的意,就可以成功。”于是二人联名上书,赞扬石显美德,建议应封爵关内侯,而使他的兄弟入宫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然后,二人又呈上共同拟定,而由贾捐之单独署名的奏章,保荐杨兴,认为应考虑由他担任京兆尹。石显看透二人钻营的心计,报告元帝,于是把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元帝令石显审讯,审讯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奸诈,互相标谤,企图攫取朝廷高官,欺骗陛下,大逆不道!结果贾捐之竟然被绑赴市上斩首,杨兴被剃光头发,罚作苦工。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臣司马光说:君子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怕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用邪道攻击邪道,怎能避免祸殃!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元帝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日益增多,而塞下的飞禽野兽,也几乎绝尽。同时,单于足以自卫,不再害怕郅支单于的袭击。很多大臣建议北归故土。又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终于北返王庭。散布在其他地区的部落,渐渐归附于他,国家于是安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春,二月,赦天下。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一日,发生日食。

夏,六月,赦天下。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皇上问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 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秋季,七月,陇西郡羌族彡姐、旁种两个部落造反。元帝召集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举行御前会议。这时,粮食连年歉收,朝廷正在忧虑,突然传来羌族兵变的消息,韦玄成以下所有高级官员,震惊不知所措,没有人敢先开口。右将军冯奉世说:“羌民近在境内背叛,如果不及时扑灭,就无法控制远方蛮族,我愿率大军前往讨伐。”元帝问他需要部少部队,冯奉世说:“我听说,一个善于统兵的大将,不会作第二次动员,所载负的粮秣,不会超过三年所需,所以大军不至于长期被羁绊在原野之外,而是速战速决。从前,我们每每不能正确估计对手,大军才遭到挫败,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派援兵,不但拖延的日子长,所需的军费多,而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损害。现在叛军约有三万人,依据兵法,攻击部队必须超过一倍,需要六万人。然而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只有弓箭与长矛,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为四万人,一个月足以解决。”然而,丞相、御史、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都以为:“民间正逢秋收,不便在农忙时多征调人入伍,征发一万人前往屯守,也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可。天下百姓受到天灾饥馑的袭击,兵士战马不但体力瘦弱,而且数量也大都消耗,很久以来,战斗训练与武器、工事都已废弛。夷民狄民对边塞的漢朝官吏,早已不放在眼里,所以羌民才首先发难。而今我们用一万人,分开驻防几个地方,敌人发现我们兵力单薄,必然不会害怕。我们如果进攻,一定遭受挫析,损兵折将。如果固守,则不能拯救边民。这样,胆怯衰弱的形象完全暴露。羌民将抓着对他们有利的机会,各种族各部落,势将互相呼应,纷纷起兵。到那时候,我恐怕朝廷集结四万人的兵力都不够,花再多的钱都不能解决。所以,少发兵而拖延时日,与多发兵而一举解决,利与害之间,相差万倍。”他据理力争,然而,得不到支持。结果,元帝下诏,增加两千人的军队。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兵马,以领兵屯田为名,任命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助手,抵达陇西,分别屯驻在三处要塞。韩昌先派遣两个校尉,向羌民出击。羌民大举迎战,击溃漢朝军队,杀死两位校尉。冯奉世呈报山川地图和兵力分配计划,请求增援三万六千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元帝看到冯奉世的上奏,发兵六万余人参战。八月,元帝任命太常戈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作冯奉世的助手。冬季,十月,大军都到了陇西。十一月,数路并进,大破叛军,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逃出边塞。在两军尚未决战的时候,朝廷又招募战士一万人,任命定襄郡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还没有出发,听说羌族已经溃败,于是停止前进。元帝下诏复员,但也留部分部队开荒屯垦,防卫重要边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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