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沛《陈情表》为西晋李令伯写给晋武帝的奏章。文章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该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沛沛李令伯原爲蜀汉後主郎官（官职不详）。蜀汉景耀六年（西元二六三年），晋文帝灭蜀汉，令伯成了亡国之臣。仕途已失，便在家供养祖母刘氏。西晋泰始元年（西元二六五年），晋武帝请令伯出来做官，先拜郎中，後又拜洗马（即太子侍从官），就是文中说的「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晋武帝为什么要这样重用令伯呢？第一，当时东吴尚据江左，为了减少灭吴的阻力，收笼东吴民心，晋武帝对亡国之臣实行怀柔政策，以显示其宽厚之胸怀。第二，令伯当时以孝闻名于世，晋武帝承汉来孝治天下之策，以彰清正廉明，同时也用以孝繫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正因为如此，李密屡被征召。
沛沛令伯为什么「辞不就职」呢？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令伯确实有一个供养祖母刘的问题，像文章中说的「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第二，令伯爲蜀汉旧臣，自然有怀旧的思想，况且他还认为汉主是一个「可以齐桓」的人物，对于晋灭蜀汉是有一点不服气的。第三，古人讲：做官如履薄冰。皇帝高兴时，臣为君之心腹；皇帝不高兴时，臣为君之土芥。出于历史的教训，令伯不能没有後顾之忧。晋朝刚刚建立，令伯对晋武帝又不甚了解，盲目做官，安知祸福。所以令伯「辞不就职」，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此时此刻不宜做官。
沛沛令伯不想马上出来做官，而晋武帝方面却催逼得很紧。「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轻慢皇帝，违抗皇命是要杀头的。为了摆脱这个困境，达到不出来做官的目的，令伯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令伯是蜀汉旧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古人讲「一仆不事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令伯不出来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不事二君就意味着对晋武帝不满，这就极其危险了，所以令伯说自己「不矜名节」，「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我不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供养祖母刘，是为了「孝」。但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事父为孝，事君为忠。令伯供养祖母是孝，但不听从君主的诏令，不出来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韩诗外传》卷二记载：「楚昭王使石奢为理道，有杀人者追之，则父也。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于是刎颈而死。」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为孝子不得为忠臣。令伯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即先尽孝，後尽忠。「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刘养老送终之後，再向您尽忠，这样晋武帝也就无话可说了。
沛沛令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在「孝」字上大作文章外，还以巧妙的抒情方式，来打动晋武帝。从文章中可以想见，令伯在构思《陈情表》时，有三种交错出现的感情：首先是因处境狼狈而产生的忧惧之情；其次是对晋武帝「诏书切峻，责臣逋慢」的不满情绪；最後是对祖母刘的孝情。但是当他提笔写文章时，便把这三种感情重新加以整理，经过冷静的回味，压抑了前两种感情，只在文中含蓄地一笔带过，掩入对祖母刘的孝情之中。而对後一种感情则大肆渲染，并且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即「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从这样一种情境出發，作者先以简洁精练的语言写自己的孤苦，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作铺垫，然後反復强调祖母刘的病：如第一段的「夙婴疾病，常在床蓐」；第二段的「刘病日笃」；第三段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样，令伯的孝情就不同于一般的母孙之情，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
沛沛《陈情表》是写给晋武帝的，是为了达到「辞不就职」的目的。从这个目的出發，令伯并没有把孝情一泄到底，而是用理性对感情加以节制，使它在不同的层次中，不同的前提下出现。第一段先写自己与祖母刘的特殊关系和特殊命运，抒發对祖母的孝情，「臣侍汤药，未曾废离。」如果从这种孝情继续写下去，会有许多话要说，如对祖母的感激，对祖母的怜惜等等。但作者却就此止笔，转而写蒙受国恩而不能上报的矛盾心情，写自己的狼狈处境。第二段表白自己感恩戴德，很想走马上任，「奉诏奔驰」。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刘病日笃」，这就从另一方面反衬了他孝情的深厚，因为孝情深厚，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所以才有「实为狼狈」的处境。前面抒發的孝情被节制以後，又在另一个前提下出现了。第三段作者转写自己「不矜名节」，并非「有所希冀」，不应诏做官，是因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在排除了晋武帝的怀疑这个前提之下，再抒發对祖母刘的孝情，就显得更真实，更深切，更动人。